“比特币们”能让世界避免经济危机吗？

2016年11 月的时候，《上周今夜秀》主持人John Oliver曾经断言，2016 年是“最糟糕的一年”。2017年底，有人在社交媒体上问：“如何总结过去的 2017 年？”有人回答：“你现在还认为 2016 年是最糟糕的一年吗？”现在看来，John Oliver的预测应该改成“2016是史上最糟糕的一年，但也是未来十年内最好的一年。”

在1997年的贺岁剧《甲方乙方》中，电影末尾葛优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现在，2018年又过去了，有什么值得我们怀念的吗？

过去这一年，世界各大经济体走得磕磕绊绊。

欧盟委员会以“意大利没有遵循财政纪律要求”为由，驳回了意大利2019年2.4%的赤字率预算案；

美国对外发动“贸易战”，加拿大、墨西哥、欧盟、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焦灼应对加征关税、出口禁令等惩罚性措施；

创业明星成老赖，远赴大洋彼岸继续“寻梦”；

“京城IT四少”之一，茅侃侃用“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给自己写下最后注脚；

在2018年中国股市最后一个交易日中，沪指、深指、创业板分别以下跌24.59%、34.42%、28.65%结束2018年的行程；

曾经估值10000亿美元的Apple遭遇滑铁卢，三个月内市值内跌去一个Facebook，今年1月4日股票下跌9.96%，市值蒸发700亿美元。

2018年，居然是“躺赢”的一年。 创业的、炒房的、买股票的、买币的，都被按在地板上用力摩擦。然而，你不做任何投资和理财，只要躺着不动，就能赢99%的人。

“预测超准”的中金分析师王汉锋回应质疑道： “这让大家知道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在年初有怎样的憧憬，在年底又有怎样的失落。”

2018年，伴随经济持续低迷，大家一遍遍温习“经济危机10年周期”规律。掐指一算，寒冬降临。

在经济学史上，有很多应对经危机的方式。 围绕“自由”和“干预”两大核心，展开的经济制度辩论延续差不多两个世纪，二者当然各有所长，但大多能解“近渴”，解不了“远忧”。

“自由”和“干预”

主流经济学理论大致分为两派：市场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世界进入电气时代。当时虽然工业股票成为股市香饽饽，但是在随后20多年里，道琼斯指数年化增长只有3.2%。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反转发生，从1924年到1929年，道琼斯指数连涨6年，这是互联网泡沫之前，道琼斯指数连续上涨的最高记录。

很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把这个功劳推给了美国第30任总统，Calvin Coolidge（卡尔文·库利奇）， 他宣称“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 Coolidge寡言少语，不干涉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成就了当时美国股市的繁荣。

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自由”逐渐显现问题。于是在经济危机中，“干预”强心针起到了缓解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当下，“自由”和“干预”都没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宰杀。

“自由”和“干预”注定无解？

不论是Coolidge还是胡佛，都认为对商业的干涉越少越好，采用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美国迎来了十几年的辉煌。道琼斯指数从100点到200点用了22年时间，而从200点到300点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1928年12月31日，道琼斯指数突破300点，以全年48%的增长完美收官。

然而，仅10个月后，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市便迎来暴跌。在这个“黑色星期四”，金融全面崩溃。彼时纽约街头飘扬着一首童谣：“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千千万万人陷入了生存挣扎，失业率从3.2%上升到8.7%。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 《光荣与梦想》）

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迎风起浪，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于是政府出手，很快便让美国经济见效。凯恩斯也因此被誉为“战后繁荣之父”。 事实上，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是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功效可以用一个成语形容——“扬汤止沸”，只能解决一时的危机。

从另一方面来看，凯恩斯曾说过：“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这也许是对经济危机来临时的悲观表现，但长远看起来更像是一种预测。朗咸平曾经对凯恩斯主义有一个绝妙的比喻， 他把经济比作人体，凯恩斯主义比作强心针，每当人体出了病患问题时，不问青红皂白，先来一剂强心针，来换得暂时的精神抖擞，这样一味打强心针，最终会对人体造成致命伤害。

面对同样的问题，哈耶克主导的自由经济主义，倡导“危中有机”，它通过实行积极的产业政策，重新配置公共资源，这种方法被誉为“良医”。

但在时间的检验下，问题也逐渐凸显。坚持这一主义的经济学家嘴边经常说一句话：“in the long run”，见效太慢了，具体要多久才算long，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如果在危机时期，采取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是寅吃卯粮，用力过度。可是抱歉，在市场自由主义下，你活不到卯时。

经济危机为何而来？

值得关注的是，奥地利学派准确预言了1929年和2008年两次全球重大经济危机。但是关于两次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许多经济学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分析各中原因，至今没有盖棺定论。

在大部分人意识里，工业时代的经济危机大多来自于生产过剩，近代的经济危机则大多是由债务危机引起的。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靠扩大信贷、债务规模来刺激经济的手段就没停过。这个观点没错，但不够具体。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危机纯粹就是货币问题。弗里德曼认为，如果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是一致且稳定的，即使每年通货膨胀20%也不会对经济造成影响，每个人在参与经济的时候会自动加上通胀效应。

但这个世界的通胀从来都不是恒定的，2018年，货币暴雷让人咋舌。

土耳其里拉暴跌，全年累积下跌逾40%，其他一系列新兴国家货币“跟跌”；

阿根廷通胀率一度超过30%，将基准利率升至60%，成为了全球利率最高的国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银行系统坏账已经超过了8000亿欧元。

通胀的不恒定，会造成通货膨胀预期混乱。为了避免风险，生产者不敢投入，消费者不敢消费，从而造成经济下行，如果政府采取的刺激政策不恰当，那么就会进一步加剧通胀预期的混乱，形成恶行循环。

哈耶克则认为经济危机更多取决于银行借贷的失衡，所以建议政府完全不要干涉市场，废除央行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实行货币发行自由竞争制度，让银行也可以自己发货币。

顺着这个脑洞大开的建议来梳理，哈耶克认为，货币发行不应该被垄断，而应该在自由竞争的货币发行机制下，市场可以自由选择货币，那么发行方为了自己的货币能够被认可选择，必然会努力地去维持自己所发货币币值的稳定。劣币淘汰，良币循环。

在两位代表人物看来，经济危机的到来，都和货币发行不无关系。这么说来，当下火热的“通证经济”似乎更契合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观点，那么“比特币们”能决这一问题吗？

“通证经济”可以让世界避免经济危机吗？

在了解通证经济之前，要先了解什么是通证。通证是一个应用在网络通讯中的计算机术语，含义为“令牌、信令”。

今天的通证是“加密可流通的数字权益证明”，它是有内在价值的权益凭证，这种凭证一定是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此外，通证受密码学保护，具有无法篡改、隐私性特点；最后，流通的通证才具有价值意义 。

回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中， 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颠覆了货币制度观念，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并自由竞争，这个过程会产生良好的货币。

非常巧合的是，通证具有赋权功能，不受人为的影响和束缚，万物皆可通证化。人人都是经济体，人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权益发行通证。“通证经济”通过改造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劳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充分激发出经济体的活力，促进经济增长。

事实上在区块链行业里，一些人之所以有坚定的通证经济信念，是因为是奥地利学派的忠实粉丝。 就比特币而言，发行量恒定，在10年的时间里，凝聚了高度的共识，这种共识产生于自发而非强权，所以它才可以被接受并且流动。

此外，尽管在比特币之后的其他通证经济体存在通胀，但是通胀是恒定的，人为无法操纵通胀的数值。通胀原因透明公开，风险公开，应对办法充足。所以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哪个经济体能把通证经济模型设计好，并且产生良性运行，得到社区的高度共识，那么这个通证就可以成为良性通证。

目前，经济下行已经成为必然趋势，2019不会比2018更好过。面对经济危机这一世纪难题，通证经济发展不过短短10年时间，宏观上还没有成功的模型供我们参考。但是结合奥地利学派的观点，通证的自由竞争与货币的自由竞争如出一辙，而通证经济更优越的地方在于通胀是恒定的，谁都无法改变既定规则。在开放环境中，只有竞争才能促进经济良性循环，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