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David Yaffe-Bellany，纽约时报记者
编译：佳欢，ChainCatcher
6月的一个早晨，加密货币大亨赵长鹏开着一辆白色日产SUV，来到阿布扎比的瑞吉度假酒店。赵长鹏是加密行业首富，身家估计为1140亿美元。他住在附近的一栋别墅里，那里有九间卧室、四名保镖、一位厨师，还有一艘名叫Da Moon的游艇。但他也喜欢扮演自己常说的“普通人”。那天，他主动提出亲自带我游览这座城市。在瑞吉酒店外，赵长鹏坐在日产车的驾驶座上，iPhone固定在挡风玻璃上，像是全世界最有钱的Uber司机。我上车时，他开玩笑说：“我的兰博基尼。”
说清楚一点，赵长鹏并不是普通人。不久前，美国当局就他管理币安的行为对他提起刑事诉讼。法庭文件将这家加密交易所描述为俄罗斯洗钱者、伊朗制裁规避者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赵长鹏认了罪，财富却得以保全。服完四个月刑期后，他回到阿布扎比，依然是币安的控股股东，也依然是这个行业最有权势的人。
如今，49岁的赵长鹏出行如同国家元首，乘坐私人飞机往返亚洲各地，为各国政府提供加密监管建议。他在伊斯兰堡或马尼拉停留之后，币安往往就会宣布取得新的监管突破。他家里养着两只狗，其中一只是泰甘猎犬，一种优雅的中亚犬种，常被比作羚羊。这是对加密货币感兴趣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送给他的礼物，今年2月，两人还一起滑过雪。“他其实想送我一顶帐篷，就是那种很大的帐篷，”赵长鹏说，“我没要帐篷，后来他就坚持要送我这只狗。”
赵长鹏最有影响力的盟友，是两个掌握权力的家族。一个是统治阿联酋的家族，他们希望借助他的力量，在沙漠中打造一个科技强国。另一个是特朗普家族。去年，币安与World Liberty Financial（世界自由金融）建立了商业关系，这家加密初创公司由特朗普总统和他的三个儿子创立。World Liberty去年为特朗普带来了7.99亿美元收入，是他最赚钱的单项资产，收益超过了他的房地产资产组合和社交媒体业务。去年10月，特朗普赦免了赵长鹏，这一举动被广泛批评为利益交换。
赵长鹏在业内被称为“CZ”，常常回避记者。但今年，他与我见了几次面，希望外界以更正面的眼光看待他在币安的经历，而币安至今仍未堵住非法资金的流动。他身材高瘦，留着深色短发，前臂上有币安的文身，没有不少加密圈同行那种大学兄弟会男生般的张扬做派。他给人的感觉礼貌而专注，不过，兴趣范围窄得几乎有些好笑。今年，他自行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金钱自由》（Freedom of Money），在书中写到，他曾在卢浮宫闭馆后接受了一次私人导览。这次经历没有打动他。他写道，导游简直是在“对牛弹琴”。
多年来，他真正擅长的，是学者所说的“司法辖区套利”：辗转不同国家，寻找足够宽松的法律框架，以满足他对风险和增长的追求。在阿布扎比，他或许找到了理想的落脚点。我们开车进入市区时，赵长鹏友好地聊着天，中途向保镖询问路线。（“对，老板，靠右走。”）我们经过一座座气派的建筑群，驶向总统府Qasr Al Watan。它醒目的白色穹顶让人想起泰姬陵。
赵长鹏越说越起劲。临近总统府时，他说：“过去几百年，民主一直被奉为某种终极理想，但民主制度的效率不高。如果有一位仁慈的领导者，效率其实会非常高。没有多少争论，也不会在许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最近，这种自上而下、既带着中世纪色彩又极具现代感的商业与政治模式，在美国越来越受推崇。去年访问阿布扎比时，特朗普称阿联酋领导人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是“一位非常强有力的人”，也是“少有的远见卓识之士”。特朗普一名高级顾问的儿子扎克·威特科夫，本人也算是MAGA阵营的“太子党”人物，在去年5月迪拜的一场加密会议上说得更直接。“我们确实应该向殿下和阿联酋取经，”威特科夫说，“他们树立了一个了不起的榜样：既能以创新引领发展，又能维护家庭价值观。”
赵长鹏已经过上了这些人向往的未来生活，置身于一个君主与亿万富豪相处融洽的精英圈子。开车离开总统府时，他向我讲起自己曾在附近的阿联酋皇宫文华东方酒店参加的一场非公开会议。对冲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日本亿万富豪孙正义等商界人士都参加了。他坐在听众席上时，注意到有人俯下身来和他说话。那人是谢赫穆罕默德。他想知道赵长鹏过得怎么样，以及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这可是国王，”赵长鹏对我说，“就这样跪在你旁边。”
赵长鹏仰躺在床上，在架于身体上方的笔记本电脑上打字。
长期背痛使赵长鹏需要躺着工作。摄影：Laura Boushnak，《纽约时报》。
今年年初的一天，赵长鹏正在床上工作，窗户突然开始震动。由于长期受慢性疼痛困扰，他常常仰躺着处理工作。他告诉我，当时他起身走到阳台上，看见天空中有一道烟迹。赵长鹏住在阿布扎比的萨迪亚特岛，隔着波斯湾与伊朗相望，而伊朗刚刚向阿联酋发射了一枚导弹。
这是一场令地区局势动荡的地缘政治危机的开端，但赵长鹏并没有太担心。他回到床上，继续工作。“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比死于导弹的人更多，”他后来表示，“这里的防护很到位。”
在阿联酋定居之前，赵长鹏一直没有固定的落脚之地。他出生于中国，12岁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在麦吉尔大学就读后，他做过多份技术工作，辗转纽约、中国和日本。2013年7月，在上海的一场牌局上，一位同事建议他了解一下“这个叫比特币的新东西”。
这种不受国界限制的技术，恰好适合他四处辗转的生活。研究了几个月后，赵长鹏下了一把大胆的赌注。他卖掉了上海的一套三居室公寓，那是他和妻子抚养两个孩子的家，并将卖房所得的90万美元全部投入比特币。这是个冒险的决定，但赵长鹏并不担心。他认为，即使比特币暴跌，自己也能轻松在传统金融行业找到另一份高薪工作。
此后，赵长鹏先后在亚洲多家加密初创公司工作。2010年代，加密行业迅速发展，涌现出数百种新代币，但交易这些代币的平台管理混乱，也容易遭到黑客攻击。2017年7月，赵长鹏创立了币安。几个月内，币安就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此后一直保持着这一地位。
币安的成功建立在两个关键判断上。首先，加密投资者这个群体热衷于冒险，绝不会满足于仅仅把美元或日元换成等值的加密货币。多年来，币安一直提供保证金交易：交易者可以借入资金，对比特币和其他热门代币的价格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押注。
第二个判断更简单，影响却更深远。许多加密投资者不想披露身份，币安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公司成立后的前四年，客户开设账户时，甚至不必提供最基本的KYC信息。KYC即“了解你的客户”，指传统企业为防范金融犯罪而要求客户提供的身份等信息。
币安并非唯一提供这类高风险服务的交易所，但赵长鹏的执行力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当时交易所行业里有很多MySpace，而他打造了Facebook，”加密咨询公司创始人奥斯汀·坎贝尔说。结果是一个极其赚钱、几乎毫无约束的平台：未经审核的投资产品，向未经审核的交易者开放。市场繁荣时，币安从每笔交易中抽取费用。据《金钱自由》记载，公司利润很快就达到了10亿美元。
一双橙色运动鞋，鞋侧印着“特朗普，加密总统”的字样。
这双特朗普品牌运动鞋，是曾任巴巴多斯驻阿联酋大使的商人加布·阿贝德送给赵长鹏的礼物。摄影：Laura Boushnak，《纽约时报》。
赵长鹏一跃成为加密圈名人。但即使他已经跻身少数拥有惊人政治影响力的超级富豪企业家之列，行业之外的人仍很少真正了解他。回顾自己最具争议的经历时，赵长鹏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被局势裹挟的人：一个被成功冲昏头脑的加密技术迷，一个不谙世事的局外人，不知怎么就成了邦德电影里的反派。
这种表现并不总能令人信服。6月下旬，坐在自家厨房里，赵长鹏对我说，在币安早期爆发式增长的那些年，他“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违法。那时，公司宽松的管控让一批又一批不法分子得以洗钱。“只是我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他说，“我是个技术人员，我以前生活在中国。”
这一形象与美国检察官在调查币安时收集到的证据并不相符。在法庭上，检察官引用了赵长鹏对下属说过的一句话：“与其事先请求许可，不如事后请求原谅。”根据法律文件，尽管币安没有在美国获得许可，赵长鹏却曾私下讨论如何掩盖平台为美国用户提供服务的事实。“不要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他对一名下属说。
在阿布扎比，赵长鹏称自己是一个“遵守规则的人”。然而，看起来很明显，在新一代投资者的习惯逐渐形成、规则本身也颇具弹性的关键时期，他曾有策略地选择试探法律的边界。
他带我走进家门时，我又想起了这一点。入口处堆着一箱箱币安周边产品。他催我挑一件礼物，比如币安背包，或是一件做成棒球夹克款式的黄黑配色币安毛衣。
赵长鹏站在奶油色沙发旁，举着一件黑黄配色的币安品牌外套。
我告诉他，记者对这类事情有规定，我不能接受价值超过20美元的礼物。他笑了，说这件衣服的价格“大概是19美元”。
在亚洲各地辗转多年后，赵长鹏于2021年到访阿联酋。2017年，中国政府准备宣布禁止加密交易所运营时，他和币安同事被迫连夜离开中国。在日本的一段尝试也没有成功；新加坡同样没能留住他，因为工作签证很难办。后来，赵长鹏的朋友加布里埃尔·阿贝德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位商人曾任巴巴多斯驻阿联酋大使，他让赵长鹏去迪拜看看。
赵长鹏很快就看到了阿联酋人如何对待有钱有势的人。10月的一个周六早晨，他抵达迪拜。几小时内，政府部长奥马尔·苏丹·阿尔·奥拉马就登门拜访，并向他提供了所谓的黄金签证，持有者可以获得十年便捷的居留资格。一名医生被请来，为他做所有签证持有人都必须接受的血液检查。申请通常需要数周才能处理完，赵长鹏的申请却在不到12小时内就获批了。
这样的热情接待给赵长鹏留下了深刻印象。“到迪拜的第四天，我看了两处房产，”他告诉我，“我买下了第二处。”到当年年底，币安与当地政府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共同制定加密业务规则；公司派出三名员工协助搭建监管框架。草案于2022年1月完成，几周后便签署成为法律。“如果你掌舵的船正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阿联酋就希望你加入他们的团队，”阿贝德说，“他们就是这样对待CZ的。从第一天起，他们就站在他身边支持他。”
并不是所有在阿联酋的人，都能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多年来，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实施大规模监控，禁止哪怕最温和的异议表达。在他们治下的劳动力市场中，外籍劳动者也经常遭到剥削和虐待。
但对赵长鹏而言，这是一段舒适新生活的开始。在创立币安之前，他已与妻子分居，妻子带着孩子搬到了东京。他与同事何一开始交往。何一是一名市场营销高管，在中国曾因担任旅游节目《美丽目的地》的主持人而为人所知。当赵长鹏年长的孩子在美国读大学时，他和何一则在阿联酋养育几个年幼的孩子。
何一穿着米色上衣和裤子，坐在一间玻璃墙围起的小办公室里，面前是一张白色小桌。
何一是赵长鹏的伴侣，也是他三个孩子的母亲。赵长鹏被迫退出公司运营后，何一成为公司任命的两名联席首席执行官之一。摄影：Laura Boushnak，《纽约时报》。
赵长鹏由此进入了亿万富豪们的顶层社交圈。他结识了一批对科技感兴趣的阿联酋领导人，称他们为“加密酋长”。后来，他逐渐接触到谢赫穆罕默德的弟弟、谢赫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塔赫农热爱柔术，也会在自己的宫殿里招待有权有势的商界人士。在这些王室晚宴上，赵长鹏被当作贵宾。“我们会问，座位怎么安排？”他说，“他们说，随便坐就好。”
在最初的几次见面中，这些酋长向赵长鹏介绍阿联酋的优势，询问能为他提供什么帮助。很快，赵长鹏开始向更多亿万富豪宣传这个国家的好处。他鼓励人工智能大亨萨姆·奥尔特曼在阿联酋设立公司业务，并提醒他，其他国家可能会以敌意相待。“你会遇到很多监管问题，”赵长鹏喝咖啡时对他说。
赵长鹏对新兴行业的风险并不陌生。他来到阿联酋时，正与一名年轻企业家激烈竞争。这位企业家名叫萨姆·班克曼-弗里德，是竞争对手FTX交易所的创始人。作为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儿子，班克曼-弗里德在许多方面与赵长鹏截然相反：他深谙圈内规则，凭借个人关系和与美国政治精英的密切联系，顺利登上行业顶端。“他有我没有的手段，”赵长鹏在回忆录里写道。班克曼-弗里德会以三到五倍的薪资挖走币安员工。赵长鹏还听说，他在华盛顿说自己的坏话。
2022年11月，加密媒体CoinDesk的一篇报道对FTX的财务稳健性提出了质疑。赵长鹏当时在迪拜，正准备去和阿贝德喝酒，途中决定在Twitter上发声，发布了一则简短却毫不留情的声明。他要卖出手中价值5亿美元的FTT，这是一种被视为FTX股票替代品的数字代币。这条推文引发了恐慌，焦虑的投资者纷纷从FTX提取资金。
但钱已经不在那里了，班克曼-弗里德窃取了客户的80亿美元。他别无选择，只能寻求救助，而加密行业里只有一个人有能力救他。赵长鹏发出推文两天后，宣布将收购FTX；一天后，他又退出交易，让FTX陷入更深的危机。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场高明的企业战争。正如一位观察人士所说，这是一场“血腥厮杀”。不到六周，班克曼-弗里德就在巴哈马的公寓里被捕，随后被引渡到美国，最终因欺诈被判处25年监禁。
赵长鹏告诉我，他从没想过要毁掉FTX。他又摆出平日那种耸耸肩、显得天真无辜的姿态，解释说，自己本来希望用几个月时间逐步卖出FTT。“我没打算让他们崩盘，”他说，“我们损失了5亿美元。”
但他那位败下阵来的对手看法不同。“他耍了我，”班克曼-弗里德当时说，“而且耍得很高明。”
亿万富豪被阿联酋吸引，自有亿万富豪的理由。这个国家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且被认为极其安全，而此时欧洲和美国的加密投资者正成为绑架者的目标。但对刚刚目睹宿敌被跨境押送的赵长鹏来说，阿联酋还有另一项重要优势：它与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
他回忆说，2022年年底或2023年年初，一位阿联酋王室成员在晚餐时问他，是否想入籍。赵长鹏提交了一些文件，然后等待。几个月后，一名政府使者来到他家，手里拿着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他和家人的护照。赵长鹏告诉我，阿联酋人“绝不会引渡本国公民”，“这一点很有保障”。
他有理由保持警惕：针对币安的调查正在步步收紧。美国检察官正在收集证据，证明交易所宽松的管理规则让诈骗者、黑客和规避制裁的人得以转移资金。在政府获取的私人消息中，币安员工谈起交易所那些可疑客户时，坦率得令人吃惊。一名员工写道：“现在洗毒资太难了吗？来币安吧，我们给你准备了蛋糕。”
赵长鹏聘请了一支律师团队，与美国司法部协商达成协议。他的新护照给了他相当大的谈判筹码。在迪拜住了几年后，他向南搬到车程一个半小时的阿布扎比，离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更近。谈判期间，赵长鹏认真考虑过以逃犯身份生活：他必须限制出行，但至少在理论上，留在阿联酋会是安全的。
最终，他的律师团队与美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赵长鹏将承认违反反洗钱法律《银行保密法》，并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公司将支付43亿美元罚款。）尽管协议条件相当宽松，他仍对律师感到不满，也不认为自己应该坐一天牢。“我被送进监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没有做好KYC的平台，”他告诉我，“投票选美国总统都不需要身份证件。我不知道这种制度是怎么来的。按照我经历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有人为此坐牢。”
不过，对币安来说，这已经是极好的结果。在2024年春季的量刑听证会上，赵长鹏作了悔过陈述：“我对自己的失职深感后悔，也深感抱歉。”法官判处赵长鹏四个月监禁，并称他是“一个尽心照顾家庭、乐于付出的人”。法庭宣读判决时，赵长鹏正在上大学的儿子悄悄挥了一下拳，表示庆祝。
作为一个罕见的、资源几乎无限的重罪犯，赵长鹏有最好的条件让自己尽量少受苦。他被安排到加州的隆波克二号监狱，这是一所低戒备监狱，班克曼-弗里德后来也被关进了同一监狱园区。入狱报到前，赵长鹏组建了一支顾问团队，教他如何应对监区里微妙的人际关系。其中一名顾问迈克尔·桑托斯与其他囚犯通信，这些囚犯答应帮助赵长鹏适应狱中生活。“CZ，你懂得与人打交道，管理过数千名员工，”桑托斯对他说，“走进这里，并不会让你失去这些能力。”
2024年5月30日上午，赵长鹏抵达隆波克。他很快加入了一个被称为“car”的非正式社交团体，这类团体往往按族裔形成。其他亚裔囚犯吃饭时和赵长鹏坐在一起，放风时也和他在操场上锻炼。他们能与一位亿万富豪相处，感到十分兴奋。“所有人都给他让路，”同在隆波克服刑的贾顿·阿贡说，“就像国王走过过道一样。”
赵长鹏与一名越南裔银行劫匪熟络起来，此人曾做过工程师。他们详细聊起了那些抢劫案，却发现过程并没有人们可能想象的《十一罗汉》式精心策划。赵长鹏告诉我，他“很温和”，是个“超级随和的人”。“他就是走进去，要钱，然后离开。这样干了11次，都没被抓住。”
这名银行劫匪，是少数对商界感兴趣的囚犯之一。他读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还向赵长鹏询问埃隆·马斯克在特斯拉的天价薪酬方案。其他囚犯也有商业问题，其中一人想弄明白加密市场的奥秘。“他问，比特币为什么涨了？”赵长鹏回忆说，“我说，哇，我也说不准。”赵长鹏组织了一个跟踪股价的学习小组，监狱里的一台电视也调到了CNBC频道。
并不是他说的每件事都能让人接受。在隆波克，赵长鹏很难让人认同他深信不疑的看法：币安案本质上没有受害者，“没有欺诈，什么都没有”。当他解释案件细节时，得到的回应却不以为然。“他们说，是啊，大家都这么说，”赵长鹏回忆道。
2024年8月，赵长鹏离开隆波克，转入一所帮助囚犯重返社会的过渡住所。但移民身份方面的问题，使他不得不在一所地方监狱度过最后两周。他在牢房里做俯卧撑和卷腹，打发时间。获释当天，一名警官将他送到外面，母亲、妹妹和助理正在等他。他们开车前往附近的机场，送他登上一架飞往阿布扎比的私人飞机。
从赵长鹏离开羁押场所，到他的飞机起飞，只过了26分钟。
赵长鹏坐在汽车驾驶座上，手机固定在挡风玻璃内侧。
他开着日产SUV游览阿布扎比。摄影：Laura Boushnak，《纽约时报》。
赵长鹏回到了一个正在朝有利于他的方向变化的世界。一个对加密行业友好的政府即将在华盛顿执政。大选前不久，特朗普与史蒂夫·威特科夫的家族共同创立了World Liberty。威特科夫是一名房地产大亨，当时正准备出任白宫中东特使。很快，这些新近掌权、既做交易又搞外交的美国人，就开始频繁前往阿联酋。
开车带我游览城市时，赵长鹏停下来，指了指ADNEC中心。这座会展中心在2024年12月举办过一场大型加密爱好者聚会。“我就是在这里认识埃里克·特朗普的，”他说。他回忆，当时一位名叫戴维·贝利的特朗普支持者，将他介绍给了总统的次子。埃里克也是World Liberty的负责人之一。那是一次没有正式议题的闲聊。“他只是说，他正在看这里的一个房地产项目，”赵长鹏告诉我。
他们的利益即将走到一起。阿联酋一直努力从一个石油国家转型为新兴技术强国，这项计划由谢赫塔赫农牵头，他掌管着阿联酋1.5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入狱前，赵长鹏曾与塔赫农的重要助手之一肖鹏商谈，向阿联酋方面出售币安的一部分股份。这将使他的公司与为他提供政治庇护的人形成最紧密的结合。
谢赫塔赫农几乎总戴着墨镜。他担任一家名为MGX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董事长，该基金专注于人工智能。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去年年初，MGX同意向币安投资20亿美元，这笔交易给币安的估值为750亿美元。MGX认为，币安是连接加密货币与人工智能的理想桥梁：一个高科技资金转移平台，未来有一天，自动运行的AI Agent或许可以借助它替真人完成支付。
赵长鹏告诉我，他希望用比特币结算这笔交易。阿联酋方面担心，比特币价格容易大幅波动，会让交易变得复杂。他们更愿意用稳定币向赵长鹏付款。这类加密货币旨在将价格维持在1美元。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存在广泛争议。如果民主党在11月赢得国会控制权，这件事很可能成为国会调查的对象。MGX表示，基金评估了多种稳定币后，出于“商业适用性”考虑，选择了World Liberty发行的USD1。这个选择令人震惊，因为USD1完全未经市场检验，没有任何历史表现可供参考。去年，《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币安曾明确要求MGX使用USD1付款；赵长鹏则说，这是MGX作出的决定。“只要稳定币信誉可靠，不会一夜之间消失，我就不太在意，”他告诉我，“没有其他考虑。”
但各方都有理由让World Liberty参与这笔交易。2025年1月，也就是特朗普就职前几天，一家获阿联酋资本支持的投资公司买下了这家初创企业49%的股份；谢赫塔赫农获得了World Liberty的一个董事会席位。几乎同一时期，阿联酋正在与白宫谈判，希望获得驱动人工智能的高端计算芯片的出口许可。币安也有事需要特朗普政府处理。随着法律麻烦逐渐消退，公司希望摆脱2023年和解协议施加的部分限制。
2025年5月，威特科夫的儿子扎克宣布了这笔交易，并感谢币安和MGX“对我们的信任”。国会民主党人谴责它是“稳定币腐败”。World Liberty这样的发行方，通过接收加密交易者的现金、向其提供稳定币，再将收到的现金用于投资赚取收益来盈利。借助MGX和币安这笔20亿美元的交易，World Liberty立刻成为全球最大的稳定币公司之一，为特朗普和威特科夫两家带来好处。“这就是一次如此毫无底线的讨好，”曾调查赵长鹏和币安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说，“其腐败的范围和规模都前所未有。”
赵长鹏坚称，没有发生任何不当行为。他说，自己已经不再持有那些USD1，而是将其用于投资比特币和其他资产。“我想，特朗普总统有非常好的律师，儿子们经营生意、父亲担任总统的安排，完全合法合规，”他告诉我。他认为，一些愤怒可能来自文化差异。“在哈萨克斯坦，我们可以吃马肉，”他解释道，“在其他一些国家，人们会说，‘这太疯狂了。’”两个国家的统治家族达成了一笔商业交易，这难道不能是件好事吗？赵长鹏拿中世纪的做法来打比方。“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公主嫁给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他说，“他们就能维持50年的和平。”
这笔20亿美元的交易完成两周后，白宫同意让阿联酋获得这些芯片，压过了一些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担忧。去年春天，史蒂夫·威特科夫随特朗普前往阿布扎比。他们在总统府与阿联酋方面庆祝了这项协议。
据一位了解谈话内容的人士透露，威特科夫还曾私下对一名熟人说，赵长鹏应该获得赦免。赵长鹏已提交相关申请材料，正等待总统的决定。结果对币安将有重大影响。赵长鹏认罪后，交易所处于停滞状态的美国业务失去了州级牌照。赦免可以帮助公司争取监管机构的认可。（一名白宫女发言人表示，威特科夫不参与赦免程序。）
向我描述这个过程时，赵长鹏措辞谨慎，称它是一个“黑箱”，由几位律师经手，他们定期从华盛顿传来进展。他说，偶尔会有可疑的中间人在社交活动上找到他，声称只要价格合适，就能安排他与特朗普见面。“有一小群人，专门靠这个赚钱，”赵长鹏说。
赵长鹏没有理会他们。他告诉我，自己是在2025年3月才开始认真考虑申请赦免的。当时，其他加密行业高管获得了赦免，《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他同样在寻求赦免。“我想，既然报纸认为我应该申请赦免，那也许我就该申请，”他说。
但根据两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以及《纽约时报》查阅的文件，早在2024年12月，赵长鹏的律师团队就已经与知名赦免律师布雷特·托尔曼合作，探讨获得赦免的可能性。公开申报文件显示，币安最终向切斯·麦克道尔经营的一家游说公司支付了210万美元，所购买的服务包括“行政救济”。麦克道尔与总统的两个年长儿子关系密切。（World Liberty的一名发言人告诉我，公司“完全没有参与任何赦免决定”。）
去年10月，赦免消息公布时，赵长鹏刚刚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准备与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会面。扎帕罗夫有兴趣推出一种与吉尔吉斯斯坦本国货币挂钩的数字代币。东道主在首都比什凯克迎接赵长鹏时，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简短的感谢信息。当晚，他与总统在一家餐厅里谈论稳定币。
一架三角钢琴摆在白色的儿童游戏室里，地上散落着玩具，墙上挂着彩色画作。赵长鹏站在房间中央。
孩子们的游戏室里摆着一架施坦威钢琴。摄影：Laura Boushnak，《纽约时报》。
今年夏天一个酷热的早晨，赵长鹏开车驶入他那栋价值500万美元的别墅的车道。他和何一会在这里接待轮流来住的祖辈和兄弟姐妹。他的两只狗在门口迎接他。除了泰甘猎犬，赵长鹏还养了一只比利时马里努阿犬，取名Broccoli（西兰花），因为他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blockchain”（区块链）。
摄影师跟在身后，赵长鹏从一个房间快步走到另一个房间，指给我们看他和年幼孩子们的照片。孩子们的游戏室中央摆着一架气派的奶油色钢琴，四周都是玩具。前来保养的调音师看到钢琴如此疏于照料，感到很痛心。赵长鹏告诉我，那是一架施坦威，“挺贵的那种”，“但我不会弹”。走到家里的健身房时，他停下来做了几组卧推。
赵长鹏想说明，自己并不像一般的亿万富豪那样生活。虽然《福布斯》估计他的财富超过1000亿美元，但赵长鹏坚持说，实际数字要低得多，大约在100亿至300亿美元之间。他说，自己只需要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也就是区区1000万美元，就能过得很舒服。
在参加加密播客时，赵长鹏偶尔会被问到自己的房子。他经常提起楼上一处始终没能修好的漏水点。果然，在客厅里，他指着地板上一块水渍，然后又朝天花板示意。“就是那里，”他说，“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颜色的差别。”
赵长鹏站在餐厅里，指着天花板。他身后是一张长餐桌。
赵长鹏指着一处始终没能修好的漏水点。摄影：Laura Boushnak，《纽约时报》。
按亿万富豪的标准，赵长鹏的别墅确实算不上奢华。他告诉我，附近有一栋房子挂牌售价为1.5亿美元。但他刻意表现出的谦逊，很难与他如今置身其中的权力和特权世界相吻合。有一次集体晚餐上，赵长鹏听奥尔特曼介绍一个新兴的生物技术研究领域。“他们可以从同一个人身上获得精子和卵子，”赵长鹏回忆道，“基本上，你一个人就能生个孩子。”赵长鹏自己也有突破生物学限制的雄心：他投资了一家从事人工子宫研究的初创公司。
出狱以来，赵长鹏把时间分配给多项事业，包括科技投资，以及以某种“加密外交官”的身份四处出访。在许多国家，他常常受到王室成员般的礼遇，并帮助推广加密行业。“他们总会派一个人带着两辆车，直接开到飞机旁边，”他告诉我，“还有一位姑娘端着当地特色美食，你得尝上一口。”
赵长鹏淡化了自己对币安的参与。公司的认罪协议禁止他“运营或管理”这项业务。他特意表达了对币安近期起诉《华尔街日报》一事的不满。该报此前报道了币安合规部门的人员变动，而他称这场官司是“极其浪费时间”。他告诉我，即使币安赢了，“也得不到多少东西”。（公司上个月撤回了诉讼。）
显然，币安仍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接替他的两位联席首席执行官中，一位就是何一，也是他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两年前，为了展现向传统公司治理靠拢的姿态，币安成立了董事会，其中有三名所谓的独立董事。其中一人还担任董事长：加布·阿贝德，也就是最初劝赵长鹏到阿联酋的那位朋友。他们曾一起骑水上摩托，阿贝德还送给赵长鹏一双橙色高帮运动鞋，上面印着“特朗普，加密总统”的字样。
最近，币安又面临新的不当行为指控。去年，四名合规人员报告称，近20亿美元从客户账户流向了一批与伊朗有关联的实体，随后被公司解雇或停职。这可能意味着，导致美国在2023年提起刑事诉讼的制裁规避行为再次出现。公司对这些员工的调查结果提出异议，并否认有人因提出疑虑而受到处分。美国司法部后来表示，两家中国公司曾利用币安清洗伊朗石油销售所得，但并未对交易所提起任何指控。
币安与阿联酋方面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裂痕。去年12月，公司获得了在阿布扎比开展业务的牌照，而阿布扎比随后不久便遭遇了伊朗导弹的密集攻击。交易所的新监管机构称赞公司是“监管进步”的标杆。然而，今年夏天，两名币安员工在阿联酋被短暂拘留。当地警方当时正在调查平台上可能存在的金融犯罪，这种强硬举措并不常见。
拘留事件让币安当地员工感到不安。赵长鹏告诉我，他给阿联酋警方的一位联系人发了消息，还联系了谢赫塔赫农的助手。“我只是说，‘听着，我们想办法别再让这种事情发生，’”赵长鹏回忆道，“‘这对国家形象不好，对我们也不好。’”他坚持表示，阿联酋仍是一个对币安友好的落脚地。“没有人处于危险之中，”他说。
赵长鹏的自信，来自一次又一次顺利脱身的经历。在一个公然打破规则往往反而获得回报的时代，他是个十足的赢家。在回忆录中，他用了约一页半的篇幅，阐述自己对“模拟理论”的信仰。这种理论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可能生活在别人构想出的现实中。他在加密生涯早期接触到这个观点，如今认为，从数学上看，这是确定无疑的。“再过20年，我们应该就能像《黑客帝国》里那样，把一根插杆接入脑中，进入完全模拟的世界，”他写道，“数十亿人都会这样做，也就会有数十亿个模拟世界。”
这种信念让赵长鹏与日常生活的压力保持了一定距离。他写道，我们可能都是某个版本的超级马里奥，在一个人造世界里跑来跑去。他试着遵循一句简单的箴言：“这只是一场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