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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与恶性循环,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过度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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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olar , 加密 KOL

编译:Felix, PANews

过度金融化是金融化的极端阶段,而金融化本身又是指金融市场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在过度金融化的经济体中,投机交易等金融活动掩盖了对社会贡献更大的生产性服务,而家庭财富和不平等现象也越来越与资产价格挂钩。简而言之,财富不再与辛勤劳动直接相关,也与生产资料脱钩。这导致更多资本流入投机活动,正如凯恩斯所说:“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变成赌博活动的副产品时,就要坏事了”。

同时也要理解市场的作用。市场很重要。公众生活在一个(基本)自由市场经济中,买卖双方自愿匹配,价格不断更新以反映新信息,盈利者不断取代亏损者(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交易者的决策决定了稀缺资源如何配置,从而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理论上,市场本质上是精英制的,这很合理。如果资源配置权掌握在交易者手中,当然希望这些交易者越擅长资本配置越好。

因此,在一个理想化的自由市场体系中,优秀的交易者会把资本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结果上,并因此获得更多资本;配置能力差的交易者会被惩罚,资本越来越少;资本会自然流向最擅长配置它的人。这一切本应与制造业、服务业创造真实产出同步进行。

但现在的市场已经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过去,交易是一场只有少数人能玩的游戏。19 世纪到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只有富人和有人脉的人才能参与,纽交所等交易所只对持牌经纪人和会员开放,普通人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市场。当时还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数据并不公开。

这一切随着数字化彻底改变。从固定电话到智能手机,再到 Robinhood 等零手续费 App,投资过程被彻底民主化。如今,任何人都能轻松交易 0DTE 期权、预测市场、加密货币。这种发展虽然让投资更公平、更容易触达,却也让市场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急剧上升。

过度赌博与过度金融化

由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的快速数字化,金融投机(也就是过度赌博)不仅前所未有地容易进行,而且参与人数也前所未有地多。

0DTE 期权交易量可视为散户赌博的指标

现在的(过度)金融化程度是不是坏事?可以肯定地说:是的。在过度金融化下,市场不再是凯恩斯所说的“资本称重机”,而单纯成了“敛财工具”。但此处想探讨的不是“好坏”,而是因果关系:身处一个金融化和赌博盛行的社会,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Jez 把过度赌博描述为“实际回报被压缩,风险在增加”的过程。个人认为过度化赌博是过度金融化的两种自然反应之一。然而,与千禧一代日益倾向社会主义态度的这一现象不同,过度化赌博推动了过度金融化的进程,而过度金融化反过来又加剧了过度化赌博的程度,形成了一个近乎自噬式的反馈循环。

过度金融化是结构性变迁——社会越来越依赖市场;过度化赌博则是行为性反应——努力与回报彻底脱钩之后的反应。过度化赌博本身并非新现象,1999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 1 万美元的人群会将年收入的 3% 用于购买彩票,其动机是想要改变收入状况。但近年随着金融化(以及数字化)加剧,赌博的流行度明显呈上升趋势。

社会主义是一种回应

由于社交媒体和数字化,金融化已经渗透到生活的诸多方面。大众的生活越来越围绕着市场运转,市场如今在资本配置方面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因此,年轻人几乎不可能早早买房,美国首次购房者中位数年龄已创纪录地达到 39 岁,所有房主的中位数年龄为 56 岁;资产价格与实际工资严重脱钩,部分原因是通胀,这使得年轻人积累资本几乎不可能。Peter Thiel 曾指出,这正是社会主义情绪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一个人背负巨额学贷、或房价过高,就会长期处于负资本状态,根本无法通过房地产积累资本;如果一个人在资本主义体系里没有一点股份,那他就很可能会反对这个体系。”

资产通胀、高房价(个人还认为社交媒体带来的模仿欲与幸存者偏差也在推波助澜)大幅降低了感知到的社会流动性。最近《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只有 31% 的美国人仍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美国梦;而且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到 2050 年贫富差距只会继续扩大。

这种悲观情绪只会强化一个认知:资产价格上涨会把没有资本的人远远甩在后面,而努力工作改变不了这一点。当人们不再相信努力能改善生活,就没有动力在一个“被操控”的体系里拼命工作。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这是对当今世界日益金融化的结构性回应,希望更公平地分配资产能重新点燃努力工作与回报之间的关联。

社会主义是试图弥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鸿沟的思想回应。然而,截至 2024 年 5 月,政府的公众信任度仅为 22%,于是又出现了另一种自然反应。与其指望社会主义来弥合鸿沟,不如直接通过(过度)投机来跻身上层阶级。

蛇吞尾

正如之前提到的,人们梦想通过赌博跻身上流社会并非新鲜事。但互联网彻底改变了赌博的机制。今天几乎任何年龄的人都能随时随地赌博。曾经被鄙视的行为,如今因为社交媒体的美化和极高的可触达性,已经深深融入社会。

赌博的兴起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今,公众无需前往实体赌场就能赌博,赌博无处不在。任何人都可以注册 Robinhood 账户并开始交易,加密货币也同样触手可及,在线赌场的收入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正如《纽约时报》所言:“如今的赌徒不只是牌桌上的退休人员。他们还是拿着智能手机的年轻人。而且,由于在线博彩业一系列准合法的创新,美国人现在可以从投资账户中对几乎任何事物投注。”

最近,谷歌和 Polymarket 宣布合作,在搜索结果中展示博彩赔率。《华尔街日报》写道:“足球和选举博彩正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看球赛和投票一样”。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出于社交目的,但这主要归因于过度金融化,甚至社交赌博也是市场日益融入生活的结果。

随着家庭财富越来越与资产价格挂钩,而工资增长却滞后,以及感知到努力工作带来的社会流动性下降,就会引出一个致命问题: “既然努力工作也无法提升生活水平,那我干嘛还努力?”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随着家庭认为拥有住房的可能性下降,他们的消费相对于财富而言会增加,工作努力程度降低,并进行风险更高的投资。对于低财富的租房者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这些行为会不断累积,进一步加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财富差距。

然后幸存者偏差开始发挥作用。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一夜暴富”的成功故事、炫富、喊“辞职,靠赌博就可以生存”的人,这些都助长了更广泛的“degeneracy”心态。韩国就是典型:社会流动性低、收入差距扩大、房价高、韩国人普遍存在的赌博倾向。据《金融时报》报道,散户投机已占据韩国 2 万亿美元股市日成交量的半壁江山。因为青年失业、工资停滞、房贷压力、教育和职场内卷等,他们自嘲为“三抛世代”(sampo)——放弃恋爱、结婚、生子。日本有“觉悟一代”(satori),中国有“躺平一代”,本质都一样。

而在美国,18-49 岁男性中一半人有体育博彩账户;42% 的美国人、46% 的 Z 世代认同“不管我多努力,这辈子都买不起心仪的房子”这一说法。与其为了最低工资而苦苦挣扎于自己讨厌的工作,何不通过一次投注,在几分钟内就赢回一周、一个月甚至一年的薪水呢?正如 Thiccy 指出的:“科技让投机变得轻而易举,而社交媒体则传播着一夜暴富的故事,引诱大众像飞蛾扑火般参与一场巨大的负和游戏。”

这种赌博带来的多巴胺效应不容小觑。长期看这些赌徒必然亏钱,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曾经如此轻易地赚到钱之后,又该如何安心地重返工作岗位?当然值得继续尝试,他们只需要再走运一次,再赢一次大奖,然后就会收手辞职。

“你只需要一块钱和一个梦想”——纽约州彩票的一句老广告语,如今完美适用于新世代。

于是“蛇吞尾”真正闭环:过度金融化导致人们对体系感到虚无,进而引发赌博热潮,而赌博反过来又加剧了过度金融化。媒体上充斥着更多幸存者偏差的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赌博并输钱,资源被错误地分配到非生产性行为上。市场不再投资于对社会有益的公司,而是投资于那些助长赌博的公司。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Robinhood(HOOD)股票今年迄今已上涨 184%,而散户平均每次交易股票的研究时间只有大约 6 分钟,而且大多是在交易前。

个人并不认为这是纯粹的“市场失灵”。市场只是人性的延伸,而人性本身就充满缺陷和自私,所以市场把资源配置到“最赚钱”而非“对社会最优”的方向,不能完全叫市场失灵。市场本就不是道德仲裁者。尽管如此,个人仍觉得可悲:社会存在一个专门骗钱的产业。但正如阿根廷总统米莱所说:“你明知道赌场的性质,还进去输了钱,你能怪谁?”——赌场里没有眼泪。但个人确实认为,过度金融化扭曲了市场。虽然市场永远不会完美,但过度金融化使它们更像赌场,而当负面结果也能带来利润时,显然存在着比市场本身更大的问题。

无论这种做法是否合乎道德,它都在加速过度金融化。股价上涨得更快,失业率上升。逃避现实的风潮兴起,TikTok、Instagram Reels、元宇宙等平台层出不穷。而问题在于,赌博本质上是一场零和博弈。从技术层面来说,由于手续费的存在,它更像是一场负和博弈。但即便从最简单的零和博弈角度来看,也没有创造新的财富,也没有为社会带来任何益处。同样的钱只是被重新分配给了不同的人。用于创新、发展和创造正收益的资本越来越少。正如马斯克所说,“文明的本质在于创造远大于消费”,然而,在过度金融化的社会中,这句话越来越难以立住脚跟。公众必须面对的是高度金融化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逃避现实。

随着人们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网络世界,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休闲活动方面的差距从未如此之小。这种情况,再加上社会流动性的降低,不仅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力,也削弱了人们创造美好事物的动力。

读完《Choose Good Quests》后,越来越觉得:今天的好使命(good quests)越来越少。Robinhood 从“零手续费民主化投资”的好使命,变成了“从散户身上榨取最多钱”的坏使命。把 Y Combinator 2014 年和 2025 年的“Request for Startups”对比,也能看出同样趋势:好使命越来越少(或者得不到资金)。

个人的结论是,在一个高度金融化的社会里,好的使命越来越少;如果没有好的使命,人们就无法获得远超消费的收益,社会也就无法实现正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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