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支付市场呈现出鲜明的特征，这里有全球最高的移动支付渗透率和最快的加密货币采用增速。这并非市场层面的偶然，而是宏观经济结构长期演化下的必然。
本文将分析这一必然性背后的两项深层结构性驱动：（1）非洲经济长期依赖资源出口、贸易流通与侨汇，对于跨境结算与汇款需求巨大；（2）非洲本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且饱受国际银行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外汇管理失当之苦，商业银行长期缺位且通货膨胀压力顽固。
这两股力量共同制造的真空地带，让移动支付与加密货币得以蓬勃生长：移动支付平台取代银行成为日常支付渠道，而加密货币则承担起本土法币或以往美元在新兴经济体中的责任，既充当抵御本币贬值的价值储存工具、又成为低成本的跨境交换媒介。
在这片大陆上，关键的分界线是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以北融入以石油为锚、与中东对齐的中东及北非框架（MENA）；而撒哈拉以南非洲（ SSA ）在严重的美元短缺、碎片化的货币体系中，孕育出了一个对移动支付和加密货币具有天然需求的庞大市场。以尼日利亚、肯尼亚与南非为代表的SSA国家，在移动支付及加密货币的采用率上均位居全球前列。
2025年，非洲人口约达15.5亿，占全球总人口的约19%。它是全球最年轻的大洲，人口中位年龄仅19岁，也是增长最快的大洲，年增长率约2%，其他大洲均难以企及。
到2100年，非洲人口预计将接近翻三倍至38.1亿，届时将占全人类的37%。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人口预计在本世纪中叶达峰后下降，欧洲和拉美则面临绝对萎缩，唯有非洲将在整个世纪持续实质性增长（见图1和图2）。
这一人口趋势对支付基础设施具有深远影响。在传统银行覆盖率依然偏低的背景下，大量年轻、城市化、移动原生的群体正成规模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和消费经济。因此，对于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包括支付、储蓄、信贷）的需求，只会愈发强烈。
非洲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根据OPEC年度统计公报，截至2024年，非洲大陆已探明原油储量约为1194亿桶，占全球总量的约7.6%，其中最大的储量国集中在利比亚、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除碳氢化合物外，非洲的矿产资源也在全球具有重要地位，并在多个品类中占据主导：该大陆是全球最重要的钻石产区，拥有全球约49%的钴储量，同时也是铂族金属（PGMs）的绝对来源地，仅南非一国就控制着全球约78%的铂族金属储量。这些资源禀赋使非洲成为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中的关键节点。
然而，这些财富大多仍以原材料形式被开采并出口，几乎没有下游加工或增值环节。同时，非洲本土的制造业和农业欠发达，基础设施严重匮乏，成品油、加工食品等依旧依赖进口。如此“进口、出口两头大”的经济结构，将整个大陆锁定在接下来要讨论的贸易依赖格局之中。
非洲经济与全球贸易和海外侨汇深度交织。2023年，非洲跨境商品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达6,045亿美元和6,845亿美元，侨汇流入则达521.6亿美元。作为参照指标，2023年非洲全境的GDP约为2.96万亿美元。贸易与侨汇这两大支柱不仅在非洲的经济结构中举足轻重，更分别催生了B2B跨境贸易结算及C2C跨境汇款的海量需求。
跨境贸易是非洲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大宗商品依赖的出口结构以及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使得非洲经济对全球宏观周期高度敏感。2023年，非洲商品出口总额6,045亿美元（同比下降15.1%），进口6,845亿美元（同比下降1.6%），贸易逆差约800亿美元（见图3）。从十年走势来看，非洲对全球大宗商品周期的波动极为敏感。2015–2016年的油价暴跌将非洲贸易规模推至二十年低点，资源依赖型经济体（如尼日利亚、安哥拉等石油出口国）陷入停滞，而非资源型经济体则保持了7%–8%的增长，两者出现明显分化。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引发又一轮崩溃：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非洲GDP增速降至-2%，随后在2021年出现V型反弹。最近在2022–2023年期间，受俄乌冲突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推动，非洲出口一度短暂冲高，但与此同时，随着美联储激进的加息周期推高美元、全球流动性收紧，整个非洲大陆再次遭受了严重的输入性通胀与本币贬值。
非洲贸易伙伴结构在过去十年发生了显著变化（见图4）。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已超越欧洲，成为非洲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其占非洲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10年的28%上升至2023年的36%，而欧洲的份额则从38%下降至32%。在出口方面，欧洲仍以39%的占比位居第一大目的地，但亚洲的份额已从24%增长至28%，中东更是从3%急剧扩大至11%。北美在进出口两端的角色均有所收缩。这些变化反映了中非大宗商品贸易走廊的不断深化，以及海湾国家作为能源买家与投资伙伴的角色日益重要。
洲际贸易之外，非洲国家之间的“Intra-Africa Trade”也在快速增长，但国家之间货币、语言等壁垒仍是亟待突破的瓶颈。2023年非洲国家间贸易总额1,922亿美元，增长3.8%。但洲内贸易仅占非洲总出口的18%，与之相比，欧洲的洲内贸易占其总出口额为70%，亚洲为52%。这反映出关税碎片化、货币不可兑换和跨境基础设施薄弱等壁垒，是非洲洲内贸易增长的持续性障碍。在此背景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于2021年开始运营，计划在全面实施后将洲内贸易额提高52%，但这一计划的落实进展十分缓慢。
侨汇是非洲经济的另一条生命线，也是海量 C2C 支付需求的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3年非洲侨汇流入522亿美元。前五大侨汇走廊依次为沙特→埃及、阿联酋→埃及、美国→尼日利亚、科威特→埃及、法国→摩洛哥。非洲劳动力向海湾地区、北美和欧洲输出，从而形成了持续反向回流至家庭端的收入流。这些走廊构成了跨境C2C汇款的最大需求来源之一，同时也最能感受到传统金融体系在跨境汇款中存在的成本高、时间长、汇款进度不透明等痛点，这正是我们在下一个章节会做重点讨论的问题。
非洲的正规金融体系只能覆盖少部分人群。根据世界银行2021至2022年的全球Findex数据库，撒哈拉以南非洲仅有49%的成年人拥有金融账户；到2024年，这一比例虽然升至58%，但依然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除覆盖率偏低外，非洲银行网点的密度同样处于落后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准入调查显示，肯尼亚每十万名成年人仅对应4.4个银行网点，摩洛哥为22.2个，即便是非洲最发达的银行体系南非，也仅有38.7个，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结果是，支付、储蓄、信贷、保险等基础金融服务存在巨大的未满足需求。
非洲面临的第二重障碍，来自国际金融体系自身的退缩。出于对反洗钱（AML）及客户尽职调查（ KYC ）合规风险的担忧，叠加当地缺乏正式身份证明文件、无固定住址、纳税记录不完整、现金经济占比过高等现实问题，全球主要银行掀起了一轮去风险化浪潮。自2016年以来，代理行关系急剧收缩。根据SWIFT的数据，南非损失了超过10%的海外代理行，而安哥拉的降幅更是达到37%。这种退缩直接推高了合法跨境交易的成本，并使得规模较小的非洲金融机构被排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
货币体系的脆弱性，进一步放大了上述结构性缺陷。由于财政赤字和税基薄弱，非洲多国央行不得不依靠发行货币来为政府支出融资，从而引发持续的 输入型通胀 。食品、燃料以及制成品的原材料价格因本币贬值而大幅上涨。与此同时，资本市场深度不足、银行体系高度集中以及央行独立性的历史欠账，导致非洲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加息难以有效抑制通胀或稳定汇率。2024年，非洲整体通胀率达到20.1%，为全球各大地区最高，严重侵蚀了本币储蓄的实际价值。
银行排斥、去风险化与货币不稳定这三重失灵，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后果。绝大多数非洲人仍依赖现金完成日常交易；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汇款成本为全球最高，根据世界银行2025年第三季度的全球汇款价格报告，平均每笔转账费率高达8.46%；普通民众也缺乏能够有效对抗通胀的价值储存工具。银行体系在准入便利、成本可负担和币值稳定三个维度上全面失灵，从而制造出一个正在被新兴支付通道与加密货币迅速填补的市场真空。
在银行系统缺位形成的缺口中、在严峻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压力的迫使下，非洲发展出了全球最具活力的移动货币与加密货币市场。这些替代性支付通道的出现并非出于选择，而是迫于必需——它们解决了银行体系无力应对的真实问题：可及性、可负担性与稳定性。
非洲占据了全球移动货币交易的大部分份额。根据2025年全球Findex数据库的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约40%的成年人将移动货币账户作为其主要（或唯一）的正规金融服务。肯尼亚的M-Pesa平台便是这一模式的典范：它依托无处不在的USSD技术（通过基础功能手机键盘即可使用），构建起一个由百万个线下代理网点组成的网络，并借助全民覆盖的移动信号，最终拿下了肯尼亚移动支付市场90.8%的份额，且已成功拓展至坦桑尼亚、加纳、埃及等其他七个非洲国家。这种基于线下代理、低技术门槛的架构被证明远比基于网点的传统银行模式更具可扩展性和包容性，在非洲的城市和农村中都积累起了大量的用户。
非洲大陆的加密货币采用率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且仍在急剧上升。在中东和北非地区，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期间收到的链上总价值约为6000亿美元；同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录得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率高达52%，主要由零售用户驱动，并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尼日利亚、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加密货币很好地满足了非洲当地企业级民众对抗通胀的价值储存需求以及低成本的跨境结算需求，而这两类需求恰恰是移动货币和正规银行体系都无法充分满足的。
非洲的 54 个国家横跨 42 种不同货币体系，并分属于法语区（Francophone）、英语区（Anglophone）、阿拉伯语区（Arabophone）、葡语区（Lusophone）以及西语区（Hispanophone）等多个语言圈层。这种语言与货币的割裂，并不仅仅是文化符号层面的差异，更深刻地体现在跨境贸易、金融流动与监管体系之中：支付网络彼此割裂，监管框架相互独立，市场机会也因此被高度碎片化。因此，在对非洲大陆宏观经济环境建立整体认知的基础上，还需了解其内部细分区域在文化、监管、金融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当前最常见的分析框架，是以撒哈拉沙漠为界，将非洲划分为中东及北非（MENA）与撒哈拉以南非洲（SSA）两大体系。
北非在文化、制度与经济结构上，与阿拉伯世界高度一体化，其经济以油气资源为核心支柱，并深度嵌入全球能源市场。相应地，其金融体系与政策框架也更多运行于 MENA 生态内部，银行体系相对成熟，金融排斥程度较低。
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则基本处于这一体系之外。真正推动 crypto 与移动支付爆发式增长的，也正是这个长期面临金融体系深度不足、美元短缺以及货币不稳定问题的市场。SSA 目前贡献了全球近 60% 的移动支付交易量，同时也是全球 cryptocurrency 采用速度最快的地区。
若进一步细分，非洲还可划分为五大区域，而各区域之间呈现出显著不同的宏观经济特征。其中，北非与南部非洲拥有最高的人均 GDP；西非与中非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东非则是人均收入最低的地区。然而，经济增长速度却与财富水平呈现反向关系：东非增长最快，其后依次为中非、北非、西非与南部非洲。
加密货币的采用格局也呈现类似特征。仅尼日利亚一国（位于西非）便贡献了 SSA 大部分 crypto 交易量；与此同时，东非、南非以及北非对于加密货币亦呈现出较高的采用程度。而中非及更广泛的西非地区，整体仍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这种分化，本质上反映的是各地区金融排斥程度、美元短缺压力以及监管环境之间的差异。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体呈现出深度的美元化特征，其程度远超全球大多数其他地区。美元存款占比与美元贷款占比是度量美元化水平的重要代理指标：在尼日利亚，美元存款一度占总存款比例达40%，超过80%的外债以美元计价；在加纳，美元存款占比也曾达到20%至30%的较高水平。这种美元化并非偶然，而是面对长期货币不稳定时理性经济行为的体现。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美元化源于三种不同的经济压力。
第一，价值储存：由于财政赤字和外部失衡迫使央行增发货币，本币持续贬值，而美元提供了稳定的价值尺度。
第二，交换媒介：大宗商品价格（石油、矿产、粮食）以美元在全球定价，而非洲内部的贸易即便双方都是非洲国家，也往往以美元结算——因为美元比任何一种单一本币都更稳定。
第三，融资渠道：浅薄的本地资本市场意味着企业和政府必须从国际债权人那里借入美元；当美元债务相对于美元收入过大时，汇率风险便变得极为尖锐，进而促使更多资金转向美元存款。
撒哈拉以南非洲当下支付市场的真正痛点在于美元短缺。出口创汇能力有限（大宗商品依赖、制造业出口薄弱），加之巨额贸易逆差和偿债压力，政府的外汇储备不断被消耗。因此，央行只能通过行政管制来配额供应官方外汇。这种稀缺催生了一个平行黑市，美元在其中以大幅溢价交易——有时高出官方汇率50%至100%。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获得外汇的居民和企业，转而求助非正式渠道：西联汇款等全球汇款公司、民间换汇机构，以及越来越多的稳定币和加密货币。官方汇率与平行市场汇率之间的差距，正是替代性支付系统得以切入的缝隙。
稳定币与其他加密货币发挥了正规银行体系所缺失的三项关键功能。它们绕过资本管制，提供了进入平行市场获取美元的渠道；它们以低于银行和汇款走廊的成本完成跨境交易；它们还提供了一种具有全球流动性、不受本币风险影响的价值储存工具。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加密货币采用绝大多数由零售用户驱动，且单笔金额较小。如图11所示，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在1000至1万美元区间的转账占比更高，这反映了小额汇款、非正式商业的贸易结算以及个人储蓄的流动。尼日利亚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链上交易量的45%（如图12所示），但肯尼亚、南非和埃塞俄比亚也是重要的区域中心。
非洲的政策制定者和区域机构已尝试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泛非支付结算系统（PAPSS）旨在以本币结算非洲内部贸易并降低外汇成本；西非规划中的“Eco”货币区则试图通过货币联盟实现稳定；各国央行也采取了激进的加息和资本管制措施。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制约：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结构性贸易依赖。只要这片大陆的进口仍大于出口，对外账户持续赤字，且大部分外汇收入来自大宗商品，美元的需求就会持续超过供给。去美元化需要工业化和贸易再平衡，而这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转型过程，仅靠政策无法实现。在此期间，移动货币和加密货币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填补了传统金融体系的缺口。
非洲在移动货币和加密货币采用方面的卓越表现，并非市场的偶然，而是宏观经济的必然。
这片大陆年轻的人口结构、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深度融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格局，催生了巨量的跨境支付流。然而，其薄弱的金融体系、长期的货币不稳定以及严重的美元短缺，使得正规银行体系根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移动货币解决了国内支付问题；加密货币则正在解决跨境 价值转移 和通胀对冲的问题。这些不是小众应用场景或投机性持有，而是填补结构性经济约束所留下真空的关键金融基础设施。关键之处在于，这些约束并非周期性的，而是根植于非洲的资源依赖、有限的工业化和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状态。
去美元化需要贸易再平衡和工业化，这二者都是数十年的转型过程。在此之前，甚至在此之后很久，替代性支付渠道与货币币种仍将处于非洲经济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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