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holder：Crypto与信息通信技术革新

从安配阶段到部署阶段，从资本涌入到到市场饱和。每一次革新都有着不同的大周期，而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的转移又或多或少的相似。

数字信息与通信技术革新（ICT 革新）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大型变革，从互联网被大规模采用至今也只有 20 余年，这次革新，我们或许才刚刚结束安配阶段，慢慢步入爆发式创新涌现的部署期。

Crypto 的出现是如此的偶然，又好似是这场 ICT 革新中必将出现的产物。在这个金融与科技以及社会治理高度重叠的时代，Crypto 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文出自 Mario Laul，Crypto 顶级投资机构 Placeholder 的研究分析师，文中对 Crypto 在 ICT 革新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律动 BlockBeats 对全文进行了翻译：

此前，我曾将 Crypto 定义为对于区块链技术以及 Web3.0 创新的笼统概述。「数字革新」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其包含分组交换网络、微型处理器和其他电子技术创新，这些创新促进了个人电脑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我想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其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1. 简要地对技术革新的两个主要阶段进行理论性概述;

2. 就上一次组织及体制性变革 (围绕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 与本次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互联网变革 (围绕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 进行对比。

3. 随着「数字革新」的日渐成熟，我们将讨论 Crypto 作为一种技术大众理念的创新模式和创新集群是如何塑造全球机构及治理的。

在整篇文章中，我会以「ICT」作为数字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简称，并以「ICT 革新」作为数字革新的简称。从现在开始，Crypto 这个词将不带引号，且其不仅仅指向 Crypto 技术，而是所有与区块链及 Web3.0 相关的创新。熟悉 Carlota Perez 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理论的读者可跳过本文的第一部分。

从安配到部署

波浪式周期模型是一种十分流行的可将经济发展理论化的模型。这个模型有许多变形，每一种都侧重于不同的变化驱动因素，包括人口统计、信贷/债务、贸易和权威周期。根据 Joseph Schumpeter 的研究根基，创新经济学中主要强调企业家精神及创新。

在 neo-Schumpeterian 主义传统中，Carlota Perez 以其对技术革新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理论的贡献而闻名。其中技术经济范式转换将现代经济史分为了五次发展浪潮。每一次浪潮都是由一系列不同的革新性技术所推动的，这些技术最初被少数几个主要国家采用，然后逐渐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20 世纪早期在美国形成的围绕着石油、汽车和现代大规模生产的第四次范式转移，引领了郊区城市化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在本世纪后期，第五次范式转移是由包括数字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所驱动的 ICT 革新。

在 Perez 的模型中，每一次浪潮都是由一次「大爆炸」事件所触发的 (通常是一项关键性技术进步，比如 Stephenson 的火箭蒸汽机车、福特的 Model T 汽车，或是英特尔的 4004 微型处理器)，时间跨度约为 50-60 年，分为 4 个不同的阶段。前两个阶段被称为「喷涌」和「狂暴」，其构成了一次革新的安配阶段。在这一时期 (也就是 ICT 革新中的 1970 年代至 2000 年代初)，新的范式及其关键产业仍在逐步形成 (这增加了投机性金融资本的作用)，而个人主义加上监管滞后造成了创新增长分配的极度不均衡。安配阶段在某次危机中达到顶点，这也是革新的中期拐点。后两个阶段被称为「协同」和「成熟」，其构成了该革新的部署阶段。根据模式，当生产资本 (即从事实物和服务生产的非金融属性公司) 趋于占据主导地位时，主要产业就会合并，在理想情况下，通过渐进的体制创新和修订的社会契约实现更公平的经济收益分配。

图 1. 技术革新的生命周期

技术经济范式转移理论的一个关键主张是，虽然技术经济范式转移的先决条件在安配过程中已经具备，但新范式所带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和体制转变只能在部署过程中实现。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革新的全部潜力会不断地在学习、迭代，尤其是不同创新集群之间的协同作用的成熟中显现出来。此外，相较于容易受到创业行为和竞争压力的影响的技术经济领域来说，社会制度领域往往更难得到改变，其需要极端的权威和文化压力（某一场危机）才能摆脱现有的结构和习俗。但最终，新范式的技术和组织原则会变得普及化，并深深植根于整个社会，即使是最保守的组织结构也不得不去适应这一切。随着革新逐渐繁衍，以往革新 (甚至是此次革新安配阶段) 中所适用的经济和社会逻辑会日益变得不合时宜。本次革新所确立的技术经济范式将成为一种「新常态」将成为下一波革新性创新浪潮的出发点，以及其惯性和阻力的根源。于是这个循环将不断重复。

图 2：技术革新中三个相互作用的领域

上面的概述或许看起来有些呆板，在现实中，每一次革新都有许多独一无二的特点，这也使得这种笼统的概述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作为连接 Crypto 技术和 ICT 革新的起点，明白安配和部署之间的核心区别就以足够。简单地说，Crypto 可以被看作是对 ICT 革新的典型早期部署阶段的反应，这也让更加数字原生的机构、生活方式和治理形式成为了可能。但在更详细地探讨这个想法之前，我们需要认识到 Crypto 是如何建立在早期数字变革之上的，并需要着重关注其出现的某些背景。

大规模生产的部署 vs ICT 革新

部署阶段主要是由两股主要力量决定的。首先是持续的迭代与大规模采用革新性核心创新，建立其从生产方法、商业组织到消费者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全新范式。第二是应对革新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所需的公共政策。尽管这两股力量是分开的，但它们在不断相互作用: 新技术的发明和采用影响决策，而决策又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演变，特别是创新成本和收益的社会分配。

在 20 世纪的前大半段，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各地的发达经济体采用了大规模生产范式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最重要的是，这包括了汽车和其他由低成本燃油驱动的内燃机。泰勒主义的装配线，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管理」，被应用于整个工业领域，以协调家用电器和其他众多标准化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其中许多产品越来越多地由合成 (石油化工) 材料而制成。私家车让人们可以远离都市中心，这推动了高速公路和道路网络的扩张。市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不仅成为一种潮流趋势，且大多人数都能参与其中，这得益于官方支持的住房贷款，以及各类分期付款计划。

在大规模生产革新的后半段，私营公司所倡导的组织行为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公共部门间复制，公共部门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多部门」结构，类似于那些主导着经济的大型分层组织架构型公司。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是如此。除了支持住房市场之外，官方还通过对实体基建的公共采购 (部分出于对战后重建的需要) 以及由于冷战所需的军事开支，成为经济体内的主要需求端。工会相对强势的地位使得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工资待遇高度匹配，而福利和失业保险计划则有助于缓解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总而言之，尽管这一切尚不完美，但技术进步和公共政策之间的积极协同作用让大多数西方国家实现了几十年的具有包容性的稳定增长ーー这也是 Perez 所谓的部署时期的「黄金时代」的典型例子。

到了 20 世纪末期，特别是 90 年代的网络经济繁荣，人们普遍承认，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诸如后福特主义、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等术语的普及，标志着一切正向着更加信息技术高密度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秩序在转变。下面的表格列举了衰退 (左栏) 和新兴 (右栏) 范式之间的一些关键区别，这一切正如 21 世纪初所设想的那样。

表 1：大规模生产与信息和通信技术范式之间的差异

请记住，根据 Perez 模型，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只代表了 ICT 革新的中间点，整个部署阶段仍未到来。在 21 世纪初，Perez 写道:

「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引领新范式的广泛传播、安配和测试新基建的工作。已经有足够的商业社区和消费者吸取了新的常识，并能够继续这个转变过程。现在轮到生产资本来占据主导地位了，扩大生产，扩张需求，金融资本仅应起到辅助作用。[ ... ] 通过发展真正知识高密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让商业想象力和技术创新去引导更深层次世界社会变革。」

ICT 革新在过去二十年中对世界社会的影响是革新性的。虽然在采用 ICT 技术方面仍然存在着极大的社会及地理差异 (所谓的数字鸿沟)，但在全球范围内的个人访问及低成本高效的信息交流无疑改善了数十亿人的生活。由此产生的影响可与大规模生产及国际间消费品运输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相提并论。这一次，关键基建是连接数据中心和个人计算设备的数字网络，进一步加快了物流、人员和信息的移动速度，从而将世间万物的效率进行提升。

我们必须认识到，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扩散并不是一个有序的过程。在每次技术革新的数十年的大 S 型曲线中，都有许多个别革新性技术的小 S 型曲线，其中许多都是只有在早期技术成熟之后才会发生，并且可以很容易地重新扰乱某个仍处于整合创新过程中的行业。近期的例子包括社交媒体、电子商务自动化、智能手机、云计算、物联网 (IoT)、深度学习、高级机器人和区块链技术。虽然安配阶段的彻底创新 (如个人电脑和互联网) 可能看起来更具有颠覆性，但部署阶段同样具有变革性。简而言之，在整个革新过程中，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绝不会是出道即巅峰，而是在整个革新过程中不断地迭代并解锁出新的协同效应。

Perez 的「新常识」概念推动并使部署阶段成为可能，这完美地诠释了 Marc Andreessen 的名言「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但被吃掉可并不是什么好事。每一次连续性革新都对既定的行事方式构成存在性威胁，一方面造成新的经济和技术的不匹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既定体制、社会和监管框架之间的不匹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不匹配一直是社会和权威关系紧张的关键性根源ーー这是在被观察的所有技术革新中典型的转折点。即使在今天，当 ICT 技术不再是一个新鲜事物时，它仍然与国家和全球治理的重大挑战紧密相关，因为世界各地不同社区社会都在应对由创新所引发的经济结构、劳动分工以及财富权力分配的重组。

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借鉴历史，但社会仍然存在根本的不确定性，当我们描绘技术变革的动态时，不应过于笃定。例如，虽然每次技术革新的后半段通常是经济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时期，但这绝不是一定的。正如 Perez 所说，每一个部署阶段都有可能成为大多数人口的「黄金时代」(至少在核心国家是如此)，但前提是要通过重新平衡金融和生产资本、工人和国家之间的利益，来为其指明一个合适的方向。这就是危机之后的环境所提供的一个独特机会，通过调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必要的资源来开辟一条善用新技术能力的前进道路，同时解决较为动荡的安配阶段的体制和分配缺陷。然而，通往正确道路的愿景却从未得到过普遍共识，因此会一定程度受到权威辩论和斗争的影响。

特别是最近两次发展证明了，正如 Perez 的设想，部署的方式并非预先注定的。首先，尽管围绕着诸如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工作不稳定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对基本政策创新进行了大量的公开讨论，但还是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其次，金融行业的规模和重要性并没有下滑; 相反，全球经济似乎日益金融化。过去，对于 2007～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监管反应往往更为激进，这也与危机前时期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之下，全球对于金融危机的反馈大致相同。虽然现在评估 ICT 革新的后半期对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影响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比 Perez 模型的理想化版本所给出的结果更为复杂。

部署的概念可规定性地被认为是政策驱动的「黄金时代」(通过历史进行对照)，或以描绘性地认为是当代社会中所观察到的任何现象 (不去参考历史)。下文的分析更倾向于后者，以此避免讨论规范性政策在对待颠覆性技术的负面作用。在过去 20 年中，ICT 的大规模采用是历史事实，无论其相关的社会经济结果是否符合个人的期望或是否达到特定社会中权威上的目标。ICT 技术已经改变了大多数经济部门的组织行为，这一点现在已经显而易见。但是，这一切仍在继续，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真正的 ICT 原生组织形式的迹象。下一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我们将探讨随着 ICT 革新的成熟，Crypto 是如何就数字原生机构和其治理进行革新的。

Crypto 与 ICT 技术革新

尝试去定义 Crypto 的核心创新和社会意义，总会被看成是「盲人摸象」，就像是从多种但有限的角度描述复杂现象。最常见的解释可以分为两类，「货币 Crypto」和「技术 Crypto」。前者的重点是 Crypto 对货币和金融的影响，特别是它有可能颠覆国家机构的作用；后者解释更加雄心勃勃，侧重于 Crypto 对所有数字系统或服务的影响，这些系统或服务可受益于更高的交易执行保证，或更去中心化、安全和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管理模型。

这里提出的观点结合了「货币 Crypto」和「技术 Crypto」，并参考了 Perez 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两阶模型，来解释 Crypto 是如何融入到 ICT 革新中的。更具体地说，通过将 Crypto 视为技术创新、金融创新、流程和制度创新，以及最终视为网络自动化总体趋势的一部分，它让区块链相关的创新被视为部署阶段的典型代表。鉴于 ICT 革新仍在进行中，从定义上讲，这种解释是一种猜想，其准确性只能在 ICT 让位于下一次技术革新之后进行回顾性评估。

Crypto 作为技术的大众理念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技术革新的中期拐点，都是关于前进方向上不同愿景之间的争议时期。金融和经济危机往往会导致对现有制度的质疑，为基础创新打开奥弗顿之窗。因此，转折点为此提供了有利条件。

Crypto 与 Perez 模型的顺序结构相关，理解这一点的第一种方法是要认识到 Crypto 背后的反应性和意识形态驱动因素的重要。这些驱动因素并不统一，且普遍没什么激励，最主要是靠对于财富的贪婪。但是，关于 Crypto 核心价值的讨论充斥着对金融和数字技术领域主导者的批评，他们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期间都有获利。因此，将 Crypto 描述为技术创新是合理的，部分原因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不满。

除了对现有机构持批判态度（其中许多机构正在努力确保他们在区块链领域的潜在新份额）外，Crypto 还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适当引导，创新和激励可以为技术更先进、更繁荣和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提供基础。但因此而得出 Crypto 是一项彻底颠覆性技术的结论是不对的。其实这一切更像是，几个有共同敌人的小团体，但由于都过于年轻且观点不同，而无法统一对于最佳解决方案的共识，而 Crypto 适应了全方位的权威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意识形态派别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而另一些则被边缘化，这将影响现有权威体系与整个 Crypto 系统互动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个别区块链网络及其社区在权威定位和治理方面将产生巨大差异。

Crypto 作为一种社会和权威模式的出现需要能够支撑其的成熟技术、大科技的崛起以及金融危机引发的拐点所带来的有利条件。归根结底，与其它危机后的创新模式一样，它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不被当权者所拉拢且不重复相同失败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替代方案来取代当前结构，或者说最起码做出一些有意义的改变。虽然 Crypto 的一些分支对数字和创造性经济有着更广阔且长远愿景，但迄今为止，仅仅是 Crypto 的货币及金融领域的变革潜力吸引了大多数人的兴趣和目光。

Crypto 作为金融创新

从金融的角度严格来说，Crypto 表面上似乎与 Perez 的理想化部署方式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相比于那些同实际商品和非金融服务的生产紧密结合的方式相比，高度投机且自我参照的金融形式有所减少。然而，至少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使用这个框架对分析 Crypto 和它诞生的背景有着较大的局限性。第一个原因侧重于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之间的关系，广义上是指自 2000 年代以来 ICT 技术的采用以及对经济带来的实际影响；而第二个原因则认为是 Crypto 金融创新明确预见到了 Perez 的理论并且与其完全相符。

首先，互联网股市的崩盘与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对于降低金融化程度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大国中，金融部门的规模和金融工具在促进经济发展（包括非金融企业的商业活动）方面的重要性并未降低。相对而言，金融资本并没有让位给生产资本（许多非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生产资本在持续降低），且两者之间的界限反而变得更加模糊。部分原因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金融部门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数字技术（包括 Crypto）大大优化了普通散户与机构获取金融知识、工具与参与市场的机会。此外，ICT 技术革新恰逢以技术为重点的风投和互联网众筹在全球的兴起，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为传统金融技术和 Crypto 的持续试验和增长提供了关键性支持。

不过，金融行业的规模应该放在 ICT 技术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待。从绝对值来看，过去 20 年里，生产资本在数字基础设施、产品和非金融服务的大规模推广等部署阶段核心应用中的作用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巨头科技公司（目前包括一些全球最大的公司）之外，还有一长串的其它老牌公司为数千万个组织和数十亿人提供数字信息和服务——当然是在那些主要经济体中，但目前也逐渐走向世界上的落后地区。简而言之，日常生活、工作和消费中的数字和无形因素已经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传统的经济措施并不总是对此负责。

第二，尽管 Crypto 的用例更广泛地延伸到信息管理领域，但迄今为止，区块链和相关技术在货币（Crypto 货币）和金融服务（去中心化金融）领域的应用影响最为广泛，这说明在技术革新的不同阶段，金融创新的性质在不断变化。根据 Perez 的理论，安配阶段往往与真正的金融创新（即根本性的新产品）的更有利条件相吻合，人们普遍认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全球金融危机期间（ICT 革新的安配阶段）的发展是真正的金融创新。然而，如果得出的结论是说 Crypto 作为危机后的金融创新与 Perez 的模型不相容，那是不正确的。以下是 Perez 对中期拐点之后金融创新和创新的典型性质的描述：

「尽管它们更有可能源自官方或世界机构，但金融领域的一些新规则是自行制定的，正是为了避免官方的监督。它们通常涉及一个新的银行和货币实践框架。紧接着，游戏规则被建立起来，用以制约商业【和劳动关系】，以及国际层面的监管创新。但每一套规则都是独特的，因为它需要与它所适应的范式的具体特征相匹配。……会计和信息披露立法通常是为了避免在之前的「狂热」中被揭露的弊端而制定的。」

「为了实现帮助这一新「繁荣」进入【部署阶段】，我们需要创新型产物来顺滑货币、银行和金融实践中的新范式操作。与所有的创新一样，何时引入的并没有何时进行密集广泛推广来得重要。每次大潮的安配期都会带来金融领域的多种创新。有些是暂时的或游走在法律边界的，注定要消失或变得边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的，特别是那些与适应新技术的投资、生产、贸易和消费过程有关的方式，可能会被普及和广泛应用。在部署期间，该模式向更多经济领域的传播可能需要这些工具，以及其他适合新兴商业实践的工具【例如，以技术为重点的风投和互联网众筹，这两者对数字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包括 Crypto - M.L.】。这些可能包括货币类型、银行服务和信贷或金融形式的创新，为每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全面采用新模式创造便利条件。它们将与那些制定游戏规则和银行与金融体制框架的公共政策措施（国家和国际）紧密结合。【……】很明显，【ICT 革新所创造的】蓬勃发展的知识经济将需要大量新工具，甚至需要推翻关于资产有形性质的一些「永恒的真理」【这正是 Crypto 货币所带来的挑战——M.L.】」

在谈到过去 20 年将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于金融的实践记录时，上述段落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使得传统金融技术和 Crypto 都得以实现。一方面，Crypto 与官方或政策主导的金融创新完全相反，也不被认为是当前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尝试。尽管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某些社会阶层中越来越受欢迎，但 Crypto 金融服务距离走入主流还很远，它们对少数利基市场之外的商业和工作的影响仍有待确认。因此，最终结论可能是，即使数字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几十年里对金融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起到了作用（至少部分符合 ICT 范式的具体特点），但它还没有导致金融系统的更深层次的创新，既没有通过官方或自我监管，当然也没有通过 Crypto。

另一方面，Crypto 经常被确切地描述为「银行和货币实践的新框架」，它利用了信息和通信技术革新所创造的独特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可以说比传统的金融技术更有优势，因为传统的金融技术虽然是数字化的，但仍然扎根于传统的商业方法。金融革新通常由两种类型的进步引发：法律-交易（金融合同，或更广泛的约定条款）和技术-信息（通信基础设施）。Crypto 涉及两者：第一种情况是 Crypto 协议（包括智能合约），第二种情况是区块链网络与先进的 ICT 基础设施相结合。Crypto 的核心价值和组织原则是自由和软件开源（FOSS）、去中心化、抗审查、无许可访问（通过现成的设备）以及足以让任何有一些基本技术能力的人能够审计和验证信息的透明程度。因此，上述结论的另一种说法是，Crypto 使今天存在的金融服务最具有 ICT 原生性的形式，因此，为全球金融体系与 ICT 范式的基本一致创造了潜力。

诚然，按照传统金融的标准，Crypto 金融服务仍处于边缘地位。然而，Crypto 一出生就具有数字性和全球性，因此，通过传统的、国家嵌入的框架进行监管和制约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为 Crypto 货币提供了相当大的有机增长潜力，但前提是要解决其主流应用的一些关键障碍。最重要的是，这些包括在安全、去中心化和隐私方面以最小的代价进行扩展，改善陌生的用户体验，减少由于欺诈、黑客或软件漏洞而导致的仍然相对较高的金融损失风险（相对于纯粹的金融或市场风险，其遵守的逻辑与其他经济领域相似）并确保必要程度的系统性稳定。以上四种情况，以及 Crypto 相对于传统金融的其他缺点，对未来的展望在不断吸引创业和技术人才、金融投资和新用户的稳定流入方面的作用，这些对 Crypto 的长期成功仍然至关重要。

通过传统措施进行监管对 Crypto 货币是一个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不会成为决定其未来的核心。监管和 Crypto 之间的以下动作尤其重要：

-传统的监管行动，既可能鼓励也可能阻碍 Crypto 的发展，并可能继续针对中心化服务提供商，如法币入金、托管人和交易平台，但也会针对密切参与核心软件开发或特定 Crypto 金融协议和服务营销的公司。

-Crypto 作为一种强制功能，促使传统的金融和监管机构探索新的技术和组织模式，其中最好的例子是对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兴趣越来越大，并试图将 Crypto 货币与传统金融和实体经济流程相结合。

-Crypto 是「代码即法律」的一种表达方式即认为软件可以取代传统的法律代码，不仅为法律提供法律文本的基础，而且在行政和执法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的法律代码，以确定在一个充斥着数字技术的世界中可能采取的行动类型。在 Crypto 表面上的反监管立场背后，也有一个由软件协议高度监管的世界的愿景——相当于官僚程序规则的数字化。

对 Crypto 的一个常见批评是，它几乎没有提供真正的创新金融产品，只是在区块链上重新创造了已经存在的一切。在某种角度上，这批评得很对。然而，除了所有涉及的新软件外，Crypto 的核心创新不是产品，而是与自由软件开发、去中心化、开放存取、可组合性、可编程性、自动化和分布式治理有关的过程和制度创新。所有这些概念都可以被看作是 ICT 革新的典范，有助于实现 Perez 二十年前所预期的「真正的知识密集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为了充分理解 Crypto 的社会意义，必须认识到它的潜在影响不仅仅是货币和金融，而是对数字组织和互联网原生社会以及经济协调的更广泛影响。

Crypto 作为流程与制度性创新

技术革新的传播过程需要几个世纪，其中涉及到了众多的革新性技术以及围绕这些技术所开启的拓展，各类创新性活动也在不同阶段由发展走向成熟。有些需要在整个革新的过程中不断的迭代升级核心的通用技术（例如 ICT 革新中的数字计算机技术）。还有一些只有在早期技术足够成熟之后才会出现颠覆性改变的技术（例如互联网、云计算、智能手机等）。与此同时，随着革新的开展，许多科技逐渐商业化，单一成本降低。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学会并依赖这些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改变，而且将科技创新的改变视为在当代社会中「正常」人生活、工作、组织活动的唯一途径。

在这里提到的 ICT 革新中，「正常」是数字层面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技术、消费者行为、投资者、私营公司和公共机构等方面的改变，让这个」正常「数字长期处于一个复杂的、共同进化的动态之中，数字的根本性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最近的关键性发展中，这种多方面的共同进化而呈现的波动也出现在了 Crypto 领域。Crypto 产生了许多全新的实验，围绕着分布式账本上的数字信息而展开。尽管这个实验的初衷是专注于去中心化的货币形式，但是很快就扩展到了如何建设和重构其他类型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中去了。

Crypto 作为流程创新主要侧重于信息管理（包括格式、存储、交易）和治理（包括软件和组织性开发）。其未来最伟大的愿景之一，就是通过技术手段让信息和治理方式更加透明、去中心化和自主化，Crypto 希望能够在某些方面补充甚至是颠覆现有的货币、法律和数字平台。在 Perez 的术语中，Crypto 可以被视为 ICT 革新在部署阶段的典范，其中包括 ICT 原生组织架构的出现，以及现有机构和新兴机构机构与 ICT 范式的广泛结合。进一步来说：

公共区块链的开放性和无许可性使其可与现实的公共基础设施或公用事业相媲美。尽管大多数的公共设施都固定在特定的位置并且由民主问责机构即官方直接或间接管控，但是作为数字基础设施来讲 Crypto 的本质是全球性的（性质类似于互联网）并且以去中心化的形式被被各类私营部门所控制着。这意味着单独的网络个体也能在特定区域留下瞩目的痕迹，但不代表这与民主的制衡或是问责制度相悖。原则上来讲 Crypto 的全球影响力从一开始就仅仅取决于互联网的访问流量，并且明确提出其设计就是为了抵抗中心化的集中诸如官方或其他任何集中团体。

与 Crypto 对金融领域的影响类似，Crypto 技术进入其他领域都会对现有机构构成直接的竞争与挑战，并能引发其内部的范式转变。从现有机构的角度出发，他们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一句话：我们自己的 Crypto 战略是什么？

Crypto 为运行数字治理的实验开放了一个非常宽容和灵活的环境，不仅仅是在管理基于区块链的网络和协议（可以被视为数字机构）层面，还能通过区块链的网络和协议作为其他领域的治理工具（即为传统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做贡献）。

Crypto 构建了线上协作和社区建设的新形式，包括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DAO)，这在公共区块链网络发明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对通过区块链跟踪的资产、合约和关系而形成的经济系统，DAO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兴的 Crypto 经济体系可能给传统的数字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或是互相结合。

除了区块链和 FOSS 协议外，DAO 对 Crypto 作为制度创新是至关重要的。DAO 可以定义为将自动化（即分布式计算机网络和智能合约）、Crypto 经济体系中的激励机制（即储存在分布式账本中的 Token）和人类协作（主要是线上的，依赖于 Crypto 原生和传统网络）这三者相结合的基于协调工具的组织。作为数字组织 DAO 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并且对于组织成员资格呈开放态度：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其中，并可以通过为 DAO 作出贡献以获得对 DAO 治理权利和资源奖励。理想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控制 DAO 的资产和治理权利，而参与者仍然可以通过集体行为来引导其未来发展。换句话说，DAO 希望能够高度保证其信息可被追踪和交易可被执行（自动化的抗审查及抗篡改）并且保证高度的组织自治（如自主权，通常是某种形式的在线投票）。

关于为 DAO 寻找适时的法律地位、架构和治理方式的话题讨论也在疾速的发展中，现在以系统性的方式来用特定的 DAO 设计来对比其他设计，谁优谁劣现在得出结果还为时尚早。尽管每个 DAO 的目的与活动不同，这也自然导致了各个 DAO 所面临的挑战不同，就目前来讲 DAO 所面临的最大也是最普遍的挑战可以总结为以下问题：如何规划和决策组织中的关键功能（例如，动员和分配资源、雇佣贡献者、分配任务、决策权的分配、解决利益冲突、确保税收、确保合法合规等），同时不违背 Crypto 的核心原则。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目前正在开发专门针对 DAO 需求而定制的技术基础和标准。与此同时，DAO 也呈现出专业的态势，成功的实验想法开始落地，有影响力的 DAO 也开始引起了监管机构的关注。

如果有人说区块链网络和 DAO 将免疫于传统机构的典型失败案例，这种言论在社会学上来说是非常幼稚的。当然忽略了区块链与 ICT 中先进基础设施的结合创新，同样也是目光短浅的：依靠分布式的数字网络而不是集中的传统机构，区块链网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与交易的能力，不仅代表了 ICT 革新背景下的重大转折，也代表了技术逐渐转向网络自动化的星际系统。

Crypto 的自动化

技术的进步一直在向高度自动化方向发展。这种趋势自工业革新后展现的尤为明显，并且被 ICT 革新扩大。计算机，传感器，网络通信和先进的机器人技术的结合，正在实现日益复杂的网络物理系统，让其可以在几乎无需人工干预和协助的情况下完成大规模的并发任务。虽然这些技术常常被人们在农业，制造业和运输业等公共事业上提起，但是 ICT 在自动化上的影响实际要更加深远的多。

数字自动化的核心元件是信息的流通和存量管理，从个人设备的少量文件，到全球的数字平台每天处理上 PB（1PB=1024TB）的数据。这些信息管理是根据预设的规则进行的即「协议」，是一种「科层制」（一种现代性组织的定义）的定义特征，从根本上与 ICT 保持一致，且被 ICT 赋能。所谓赋能的本质，是在科层制度中减弱人类角色的重要性，如：文件柜可以被数字数据存储所替代；人工柜台交易可以被计算机的自动化所替代；人类的「科层制度」也就是所谓的中间商，可以被日益全球化的分布式的网络所替代。

Crypto 领域可以说是 ICT 革新引起的自动化和数字化管理的延伸。通过自动化与中心化及抗审查能力的结合，Crypto 领域朝着「完美「的「科层制」更近一步。至少表面上看来，Crypto 技术能够防止腐败，防止人工偷懒，并且不会怠工，易于掌控。尽管 Crypto 协议和网络仍然受人为控制，但其还是更偏向于自动化，Crypto 技术更像一个自动售卖机，一个可供全球人一直使用、可以任意添加产品、可以提供任意服务的自动售卖机。随着这个自动机（代指 Crypto 技术）的某些部分和 ICT 中的某些部分整合到一起，这个系统可以成为全球化的治理基础和管理基础。因此，Crypto 领域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权威争论的对象。

结语

上面对 Crypto 的描述，受到了 the neo-Schumpeterian 理论中关于技术经济的范式转变理论的启发。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 5 点：

1.Crypto 不是技术革新。它是由 ICT（密码学，计算机，软件分布式网络等）为支撑，各个学科集成的创新集群，只能归类于 ICT 革新的一环。

2.Crypto 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反应性、科技大众理念的创新模式。从 Crypto 对现有机构的批判立场以及 ICT 革新前期阶段遗留的经济权力关系两方面来看，Crypto 是早期部署阶段的典型代表。

3. 通过支持更多 ICT 原生的金融形式（数字化、全球性、可编程），Crypto 给现有金融机构带来了竞争和挑战，加速了它们的数字化转型，并推动了专门为信息时代量身定制的金融和监管制度的创新。

4.Crypto 代表了 ICT 革新引发的数字化和自动化管理的拓展形式。通过实现更加去中心化和抗审查的自动化形式，Crypto 为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前景，因此，可以将其视为新兴的（地理层面）自动化权威经济的中心体系。

随着 ICT 革新逐渐成熟，其最持久的影响逐渐显露。Crypto 是否仅仅只是昙花一现博人眼球的把戏，或是对中心化数字平台的补充，亦或是打破了传统机构的桎梏，从根本有了进一步的突破，这些都有待日后观察。但无论 Crypto 最终的结局如何，未来的社会都会倾向于数字媒介化，全球整合化以及自动再生化。因此，社会治理与数字技术系统治理的挑战将逐渐重叠，这一切将会旷世持久且造富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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