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特专栏 | 陈波：数字人民币带来巨大想象空间

作者：陈波，中央财经大学数字财经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原刊于 《环球时报》

日前，深圳市政府宣布在罗湖区开展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引起广泛关注。根据深圳官方公布的数据，共有191.38万名在深个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数字货币红包的预约登记，5万人中签，整个测试在 10月12日18时至10月18日24时之间完成。与此同时，3389家商户也完成了POS机的全面升级。

从2014年起，中国央行就开始了对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在2019年Facebook推出Libra白皮书和框架后，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计划DCEP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话题，不过，对于DCEP我们的态度一直比较低调。而此次试点可以说是DCEP在公众面前的一次相对高调的亮相，可以预见，未来数字人民币的落地将进入“加速跑”阶段。最近国务院颁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中也再次明确支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测试预计会分三步走：第一步是通过小范围的测试完成基本的早期技术验证，第二步是开始在应用场景下进行较大规模的中期测试，第三步则是正式面向社会推广，甚至开始走向国际化。从本次测试的信息来看，DCEP已经完成内部的早期技术测试，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中期测试。本轮测试实际上采用了数字消费券的模式，在限定时间、限定区域和限定消费场景下进行随机投放。这种投放模型可能是未来中国数字货币的主要推广策略，通过抽签保证公平性，又通过限定条件确保DCEP能够真正应用于消费场景，在实体经济内流通。如果这一模型得到验证，对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

客观上来讲，中国数字货币的发行有着得天独厚的领先优势。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19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13.19亿人，占全球网民总规模的32.17%；网络支付交易额达249.88万亿元，移动支付普及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用户已经习惯互联网支付，数字货币的推广成本很低，未来有可能推动高达数十万亿规模的数字经济产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字货币是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皇冠上的明珠，若与5G技术、北斗系统相互打通，将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

目前，央行数字货币是各国发展的一个重点，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调查，80%的中央银行已进入数字货币研发，其中过半已进入研究实验与试行阶段。10月9日，日本央行发布央行数字货币报告，明确未来数字货币的规划、设定及实施路线；国际清算银行（BIS）与7国中央银行（加拿大银行、日本央行、瑞典央行、瑞士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日前也联合发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基本准则与核心特征》报告，以促进数字货币发展与推进跨国支付。不过，虽然这些国家也在讨论央行数字货币计划，但由于立法限制、数据安全等问题进展速度较慢，大多还停留在讨论阶段。当前，中国在这场所谓的“数字货币竞赛”中走在了前端。

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问题，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超前发展让一些西方政客产生焦虑和恐慌，甚至出现一些阴谋论。西方社会一些人关于中国数字货币计划的恐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担心人民币通过数字货币进行国际化，对美元体系产生冲击；二是担心数字货币走向全球，使得中国政府或企业掌握国外的用户数据。一些所谓的担忧和阴谋论说法并没有什么依据，主要还是他们的恐慌心理所致。但它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却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的数字货币应当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示于全球的公众面前？无论技术如何演进，货币的本质仍然是信用，而信用的背后则是公众信任和社会形象。一旦技术被恶意打上“不良”标签，那么就会失去信用基础。正如华为先进的5G技术被西方政治家贴上“国家安全”的标签一样，如果DCEP也被打上国家安全、数据安全的阴谋论标签，则会推高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成本。而且，可以想见，一些西方反华政客会大力妖魔化中国数字货币计划。

因此，这也提醒我们，在推行DCEP的时候，必须谨慎地塑造和维护DCEP良好的公众形象，甚至将其作为重要价值观之一。如果数字货币未来要走向国际社会，那么在其早期的方案设计中不应当是一个冷冰冰的技术解决方案，而应是一个在全球化视角下设计的“文化产品”。这才是数字货币的信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