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无政府主义往事：枪支、代码与言论自由

这是一篇介绍美国加密无政府主义运动（crypto-anarchy）的极简史。这段历史充满狂野色彩，同时又扑朔迷离，穿插了骇人听闻的小说桥段。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关注这段历史，那么请容许我先向你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段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且有趣的标注，以至于无法被忽略或绕开：

故事发生在1991年。那一年，程序员齐默尔曼为了躲避政府监管，开发了一个叫作PGP的加密软件。这个软件非常好用，在发行后不久就迅速流传开来，甚至走出美国，成为了许多海外程序员的必备工具。

但这样一来也给齐默尔曼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美国对许多出口的东西是有法律限制的，根据美国出口管理法案中的定义，加密系统如果使用大于40位的密钥将被认为是军需品，而PGP一直使用的是大于 128 位的密钥，因此在 1993 年 2 月，齐默尔曼变成了美国政府针对“没有授权的军需品出口”的犯罪调查目标。如果被判有罪，这将会是严重的罪行。 面对这种出口规定，齐默尔曼使用了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法来对抗。他将 PGP 的全套源代码出版成一本书，任何想要搭建 PGP 版本的人只要买下这本 60 美元的书，切掉封面，分离页面，把书里的文字扫描成一份源代码文档，然后就可以使用开源免费的编译器 GCC 来编译这套源代码，生成最终的加密软件了。PGP 就这样靠着一本书在全世界变得可用。

齐默尔曼此举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美国法案对军需品 — — 枪支、炸药、飞机与软件——的出口确实是被限制的，但是书籍出口却受到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部分)的保护。因此采用书籍的形式发行软件之后，这个违规问题就从未再在法庭中被检查过。几年后，美国政府对齐默尔曼的调查未经备案即被关闭，也没有提起针对他本人或其他任何人的刑事指控。

这个小故事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今天我们所要谈论的话题“加密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不仅是一场个人与政府互相拉扯的斗争， 也是整个密码朋克文化在历史进程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故事模式。

这个故事模式的内核，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新兴技术向大众传播过程中遭遇美国政府的阻力，最终密码朋克拿起言论自由法案作为武器与之斗争”。

这个故事模式在今年8月份又一次发生了。但跟PGP故事不同的是，这次冲突所引起的讨论要更为激烈一些，故事的主人公也从程序员齐默尔曼变成了另一个充满争议的年轻人——Cody Wilson。

一个由枪支引发的问题

Cody Wilson是一个复杂的、充满争议的年轻人。在普通人眼里，他是狂热的枪支爱好者。故事也要从“枪”开始说起。因为Cody Wilson是枪支狂热者，他研究了一套使用3D打印机就可以制造武器的方法。美国政府在今年8月向Cody Wilson所创办的公司Defense Distributed发出一纸禁令，禁止他们对外发表关于3D打印造枪的CAD文件。

美国政府认为，如果让Cody Wilson对外发表这些CAD文件，这意味着借助这些文件，所有人在家里都可以通过电脑和3D打印机制造枪支。制造武器的门槛会大大降低，同时制造武器的成本也会变得非常便宜，这可能会带来社会动乱，同时也会带来很大的管理难度，因为使用3D打印机制造出来的武器是塑料的，不是铁质的，这些塑料手枪根本无法被检测和追踪。

Cody Wilson和他的支持者则认为，美国政府无权禁止他们对外发表CAD文件的权利。在他们看来， 一份描绘如何3D打印枪支的CAD文件，和一份密码学协议软件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都受到第一修正法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美国整个区块链行业的人也卷入到了这场辩论中，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一旦美国政府这次成功禁止了一份CAD文件的发表，那么，它离禁止代码的发表、禁止密码学协议的发表、禁止加密软件的发表，也就不远了。因此，这场辩论同时也事关整个比特币和区块链行业的发展。

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代码”到底属不属于自由言论的一部分？

不少律师认为，即使某些代码和加密协议普通人很难能看懂，但它仍然属于少部分的计算机工程师的思想表达，因此应该算一种自由言论，如果禁止这些言论的发表，等于违背了第一修正案。更何况，这种3D打印的枪支虽然便宜但杀伤力其实并不大，因为塑料很容易在开火过程中爆破报废。

但也有其他律师认为，如果有人开发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运行之后会跟美国法律产生冲突，那么开发者就应该负有责任。美国法院之前已经判定了某些明显对社会没有益处、只会促进非法赌博事业的软件和代码不属于第一修正法案的保护范畴。

如果你刚开始接触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可能很难理解上面这些讨论和辩驳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可能也会纳闷，为什么Cody Wilson这样的3D打印枪支狂人会和比特币牵扯上关系，为什么一些最富激情的新货币时代的倡导者要为他捧场？

这一切都要从加密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开始说起。

加密无政府主义简史

Cody Wilson是加密无政府主义的现代化身。「加密无政府主义」这一政治哲学信仰体系，最早是从1990年代在旧金山湾区发展成形的，尔后由一群自称“密码朋克”的人传播开来。密码朋克这群超独立人群（ultra-independents）共同拥有这样一个信念：

加密技术与去中心化可以打开个人自由的新篇章，保护言论自由，抵御政府和其他组织的隐私侵犯。

对一些密码朋克而言，这个信念有点像美国宪法第一和第四修正案的糅合加强版，当中还贯穿了对第二修正案的热忱。在问答形式的The Cyphernomicon这部加密无政府主义的《联邦党人文集》里，运动的守护圣徒Timothy May写道：

加密技术（crypto）就像枪支，它为个体提供了“先发制人式的保护（preemtive protection）”。

借用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措辞，他指出“如果加密技术被定为非法，唯有逍遥法外之徒会拥有这项技术。”

很多密码朋克对持枪权的支持，包含在更广泛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itarian）对自由市场的拥护。“完全的经济去管制化是件好事，这基本不用怀疑，”Timothy May的同谋者Eric Hughes写道，“目前我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因为经济太自由受到伤害的。”

任何网上交易——观点、物品或服务的交换——在密码朋克眼里就像信息一样应当是自由的。加密意味着独立和自治。 最终，这意味着交换加密货币的能力，虽然这个词那时还没被造出来。“我们利用密码学，匿名邮件转发系统，数字签名和电子货币来捍卫我们的隐私。”

加密/解密技术帮助他们实现并落实了前几项，但最后“电子货币”那块骨头不太好啃。密码朋克革命开始两年后，May总结道：“各种形式的数字货币现在可能是最弱的环节。大多数其他的组件都可以运作，至少有了基本的样子，但数字现金方面的进展很艰难，虽然这在情理之中。”

真正的加密货币涉及到交易双方的信任问题，然而又不能引入银行、财政部之类的权威机构，以防破坏匿名性。 所以，比特币的出现使技术无政府主义（techno-anarchic）的梦想照进现实。 技术无政府主义诞生之初那幅更完整的图景，以及其背后的精神如何渗透进入我们的文化，这一切都从一个问题开始。

史前时期

这个问题就是：假设我用邮政给你送信，要保证只有你能看到。书信本身明显是个不安全的渠道。即使我有个坚实无比的盒子，上面再加一把不可摧毁的锁，来保证信息传输的安全，我们还是会面临如何把钥匙交给你的问题。

正如Thomas Rid在他的“控制论历史（cybernetic history）”《机器崛起（Rise of the Machines）》里记录的，情报机构早在1940年代就探索了把信息接收者纳入加密过程的想法。1973年，英国数学家Clifford Cocks提出了个绝妙的主意：信息接收者可以选两个极大的质数并相乘得到一个超大的数字，这就是他的公钥。把这个公钥放在广告牌上，时代广场的荧幕上，或者印在飞机拖着的条幅上——谁看见都无所谓，因为把两个很大的质数乘起来容易，但根据乘积倒过来推测出那两个质数却难于上青天。

只有信息发送者知道这两个数字是什么，这就是你的私钥。我用你的公钥加密消息，只有你可以用私钥解密。

RSA登场

上述的这个概念很简单，不过真正能运行的模型要在几年后才被造出来。1977年，三位麻省理工的教授Ron Rivest, Adi Shamir, 和Leonard Adelman发布了一个公钥加密程序，名曰RSA（取三人姓氏首字母）。虽然他们开启了加密时代，但最初的动机是不带有政治色彩的。他们也意识到了电子邮件的出现近在眼前，因为有工具来保护网络传输消息的私密性，且消息来源能够被验证。

美国政府则不太看好RSA，尤其当一篇《科学美国人》的文章（未来的密码朋克阅读并受启发）将技术传播开来后，他们更加不看好。国家安全局意识到RSA会极大程度地限制它截取通信的能力，于是他们就采取行动把RSA归类为军需品，需要特殊许可才能发布。

数字现金

早在1978年，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生的David Chaum就在研究如何创造盲数字签名，这个公钥加密的想法预示了区块链的兴起。该方法创造了一群人组成的数据库，在保证他们各自说法属实的同时，保留了成员的匿名性。Chaum也考虑过数字投票（不用泄露投票者的选择即可验证选票真实性）和数字现金的可能。在1980年中期，Chaum发明了能使客户匿名付款且保证资金真实的方式。和今天的加密货币不同，Chaum的方法不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双花问题依然需要银行解决。但是消息很快传开了。“Chaum的想法是如此强大，”Rid写道，以至于由此引发了一项运动，致力发扬“加密技术将使政府成为过去”的信念。

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

Timothy May决定合适的时机到了。他效法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在1988年用区区500字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打下了运动的基础。加密技术将“完全改变政府监管的性质，限制其征税和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还有隐藏信息的能力。”它会“创造流动的市场，实现一切能够转化成文字和图像的材料的自由流通。”正如带刺铁丝网“使得圈起大片农场成为可能，西部边境地区的土地所有权概念从此改变，这个小众的数学分支里看似毫不起眼的发现亦将剪开束缚知识产权的铁丝网。起来，你们除了铁丝网什么也不会失去。”

公钥加密终于走向公众

随后几年，May的宣言都在等待运动的启动。1991年基于RSA体系的免费公钥加密软件PGP（Pretty Good Privacy）的发行标志着重要的一步。它的设计者Phil Zimmerman（即开头提到的那位程序员）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审查，但是秘密已经流传开来。May称PGP“单枪匹马把公钥加密方法推广到了全世界”。

密码朋克

1992年，富足的May于40岁退休离开英特尔公司，在Santa Cruz的农场生活。May和比他年轻10岁的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学生Eric Hughes成为好友。两人都为15年前《科学美国人》上关于RSA的文章激动。不久，他们组织了16个人在Palo Alto办公室开展加密无政府主义相关的哲学和技术讨论。《Mondo 2000》杂志编辑Jude Milhon也是定期的参与者之一，他将这群人称为“密码朋克”。这些会议演变成了“邮件组”（mailing list），一年之内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散布到了美国甚至世界的各个角落。

阻击：Clipper Chip

政府于1993年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试图终止革命。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含有“Clipper Chip”新型处理器的电子通信加密标准，该芯片里含有能使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解密的后门密钥。当时密码朋克邮件组的一员，AT&T员工Matt Blaze发现芯片的后门可以被破坏。政府不久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暗杀名单

同为前因特尔工程师的Jim Bell则是政治激进主义的密码朋克代表人物。1995年，Bell设计了基于密码学的暗杀名单体系，听上去就像Philip K. Dick的小说一样。Bell的方案凭借大量公钥和私钥保证所有通信的匿名性，公布计划刺杀的政府雇员名单以及最新赏金。人们也可以通过正确预测死亡日期获得奖励。当今很多区块链的创新应用里都可以看到Bell构想中的元素：匿名性，极端去中心化，好像持有股份一般的微支付系统等等，当然除了裁判他人生死的部分。这个和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同年出现的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践（幸好如此）。

西兰德（Sealand）实验

西兰德公国（the Republic of Sealand），这个位于北海占地550平方米的“岛屿”（实为废弃的二战飞机平台）曾被视作加密无政府主义的天堂和游乐场。1999年，对保护互联网隐私感到担忧的20岁加密无政府主义者Ryan Lackey买下了这块离岸地产，作为不受任何国家法律制约的信息“避风港”HavenCo的基地。Lackey在西兰德提供回邮服务（remailer），将电子邮件匿名转发，除此之外没有太多进展。2001年，Lackey离开去谷歌就职。

Freenet

密码朋克邮件组曾在1993年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预告“黑网”BlackNet的诞生。这是“买卖、交易、处理各种形式*信息*”的清算所。不可跟踪、没有固定物理位置的Blacknet通过大量回邮接受被收件人公钥加密的信息，从而保护发送者的隐私。May很快宣布BlackNet是他介于恶作剧和概念验证之间的思维产物（“一个本游击本体论【guerrilla ontology】的练习”）。它并不存在——虽然信里表明的对专利法、出口规定和国家安全的不屑，使BlackNet看上去似乎是加密无政府主义必然的下一步。

7年后，23岁的爱尔兰程序员Ian Clarke创造了Freenet，“一个近乎完美的无政府形式……一个精心设计的去中心化系统”。和BlackNet一样，freenet承诺了无需中心仓库，不受限而不可追踪的点对点信息转移。Clarke把Freenet看作反Napster的存在。“Napster的拥有者可能会被贿赂，把它卖给音乐产业，”他当时告诉我，“为了让Freenet对此免疫，我的设计使它不依赖与任何一个人或一台电脑。我不控制它。如果谁跑来拿枪顶着我的脑门说：‘把系统关了。’我没法照办。如果有人黑了我的大脑，说：‘把系统关了。’我也不能做到。”

法律

虽然在密码朋克眼中，NSA的压制是种过激反应，加密技术这把双刃剑确实使得一些组织的犯罪活动变成可能。Ramsey Yousef，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计划者之一，就使用了电脑加密文件。在东京地铁系统释放沙林毒气，导致12人死亡，六千多人受伤的日本奥姆真理教也是用RSA来给袭击计划加密的。

但是密码朋克确实提出了有关表达限制（limits of expression）的重要问题。他们的工作引出了90年代末的一系列案件，使美国法律系统陷入与“计算机代码是否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这个难题的缠斗。其中最重要的案件有关Daniel Bernstein。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开发了一个加密方式，然后联系国务院询问它算不算某种形式的军需品。当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他提出了诉讼。1999年，上诉法院做出了有利于Bernstein的裁决。该决定表明，即使加密源代码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可理解，它依然属于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数学家的一种表达形式。

维基解密

Julian Assange，这个1995年起就定期出现在密码朋克邮件组的人物，算是对世界历史事件影响最大的加密无政府主义者了。“宇宙相信加密，”他在2012年《加密朋克：互联网的自由和未来》的引言中写道，“加密信息比解密容易。我们看到这神奇的性质可以用来创造新世界的定律……在密码掩饰下强化我们的空间。开拓物理现实的控制着不能涉足的新疆域，因为想要尾随进入他们会消耗无穷的资源。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宣告独立。”（更不用提对总统选举的干预了，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

丝路（Silk Road）

不管中本聪是谁，没人知道ta多大程度上认同加密无政府主义的信条，这就留给历史学家去讨论吧。不可否认的是，比特币加上了加密无政府世界观所缺失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说类似丝路的出现不是预期的产物，或许它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能够提供零摩擦（匿名，不可追踪）交易的市场环境是加密无政府主义的必然终点。“政府是暴力、压迫、偷窃和各种形式的强制的主要来源，”一位丝路的代表（可能是Ross Ulbricht）在2011年告诉记者Adrian Chen，“停止用你的税款资助政府，把生产能量转而投入黑市吧。”彻底告别带刺铁丝网。

苹果公司

另一个看待加密无政府主义演化的方式，是把它当看成一种维系平衡的当前状态。我们来看看2015年12月加州的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发生后的一些争论。FBI获取了一个嫌疑人的iPhone，并拿到法院指令强制苹果公司重写密码保护以便获取其手机内信息。当苹果公司拒绝后，FBI抱怨这些手机上的常规密码保护限制了他们执行任务的能力。调查局最终绕过拒绝配合的苹果公司，找了无名外部援助来撬开这部手机。

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密码朋克一直对大企业和政府持不信任的态度。在有关圣贝纳迪诺iPhone的对峙中，全世界最大的企业之一至少显示了它将加密完善性（cryptographic integrity）与消费者保护关联起来的意向。与此同时，FBI这个国家巨大权力的象征，决定退后一步自己破解这部手机。

如果你不能打败加密无政府主义，倒不如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