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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如何突破？数字货币将是未来竞争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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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计价货币功能逐步呈现，支付货币功能稳步增强，投融资货币功能不断深化，储备货币功能显著提升……自2009年7月6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上海正式启动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长足发展。 站在新一个十年的起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如何推进？ 今年，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逆全球化情绪明显升温的背景下，陆家嘴论坛将“人民币国际化展望”作为全体大会五的议题，探讨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无惧风雨 尽管近几年全球经济、金融环境波动加剧，全球化进程出现深刻变革，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并未放缓。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陆家嘴论坛上指出，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长足的进展。 “在贸易融资方面，我们现在已经超过日本，排名全球第三，贸易融资对货币使用量有非常大的帮助。其次，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正式进入国际官方货币舞台的中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之一，到目前为止，各国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储备规模达2176亿元。”朱民进一步表示，过去几年，中国央行和全球39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协议规模已达3.47万亿元，人民币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币互换圈。 “从数据来看，今年4月末，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的货币，份额约为2.8％，虽然看上去不是很高，但较2018年已增加了1.23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投资、贸易与国际经贸的往来是相适应的，同时也反映出了交易对手愿意使用人民币。”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德奇在陆家嘴论坛上指出，“从支付角度来讲，人民币已是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可以看出，这几年人民币国际化在稳步推进，特别是跟贸易融资相关的地位在上升。” “自人民币跨境使用起步以来，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推进，尤其是‘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增强，随着盯住美元的程度进一步变弱，人民币有效汇率趋于均衡，也为其发展成潜在的‘锚货币’奠定了基础。”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考察SDR篮子中五种货币对全球其余货币汇率变动的决定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的工作论文指出，无论用汇率决定程度最大的联动货币绝对数量，还是所影响的相对经济体量，人民币区域（RMB Bloc）与美元、欧元区域三足鼎立的格局初现雏形。” “2014年以来，人民币区域的体量有所下降，这与人民币受贬值冲击、汇率出现多轮振荡有关。但阶段性放缓并不改变长期趋势。”程实指出，“尽管受逆全球化情绪上升，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仍保持了耐心和定力。首先，央行并没有将主动调整人民币币值作为应对贸易的手段。无论从日间调节，还是隔夜钉住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事实上已与美元脱钩。其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优化，有助于逐步构建以自身实力为背书的国际货币锚。在新一轮全球化酝酿期，这既适应全球稳定客观需要，也符合国家利益。”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有效支持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也能有效促进全球经济的更好协同和分工。短期来看，逆全球化导致资本项下和经常项下跨国流动减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放眼更长的周期，近期的逆全球化情绪应该只是历史进程中全球新旧力量博弈的自然反应。”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长宋跃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的协同和分工进程是不可逆的。人民币国际化，也应该放在这样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中来规划。 摩根大通亚太区首席执行官Filippo GORI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应把人民币国际化视作循序渐进的过程，将其纳入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整体进程中看。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国际化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加快建设人民币定价市场 展望未来，资本项目开放和资本市场建设，无疑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环。 在朱民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将继续加快，并将在三个新领域作出重大突破，投资正是其中之一。 朱民指出，中国国内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非常活跃，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资本市场保持相对稳定，债券市场基准利率较发达国家的基准利率水平高出200个基点，很有吸引力。近期，外资不断进入中国市场，给创新人民币定价的资本市场产品、扩大中国资产管理规模营造了很好的基础。 Filippo GORI表示，人民币的国际化目前仍处在“出生”阶段。目前，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占比仅2％左右，远不能与美元相比。为了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比例，需要提升人民币的流动性，让国际投资者可以更加便利地使用人民币。 “今年2月起，摩根大通将中国国债纳入旗下指数，预计在未来一年内，该领域的人民币国际化将带来2.5亿至3亿美元的资本流入。该进程对国际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也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市场国际化。”Filippo GORI表示。 “自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已经参考一篮子货币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快跻身国际‘货币锚’，需要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下功夫。”宋跃升表示，“深度”即可自由兑换度及其便利性，包括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广度”即人民币在各类金融和贸易交易中的适用度，包括进一步推出、推进各种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交易市场。 “过去几年，人民币资本市场的功能扩展取得明显进展，接下来应该继续延续‘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思路，在风险可控的框架下加大开放，探索各种互联互通以及其他便利化机制，让人民币资本市场真正有机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主管部门与市场参与机构应该展开更开放的对话，集思广益，目标一致，各取所需，共同进步。”宋跃升称。 “相对于现在的格局，人民币国际化未来会呈现加速推进的趋势。这一方面基于中国经济恢复与经贸往来，是有实际需求的；另一方面，我国的货币政策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健、常态的，市场吸引力也是足够的。”任德奇进一步指出，我国的开放政策将创造更多条件让交易对手、市场主体更便捷地使用人民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水到渠成。 安联集团亚太区首席执行官Solmaz ALTIN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中国可对人民币在海外的直接投资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开放QDII、QDLP相关资格和外汇额度的申请。监管部门可采取更加可预期的审批方式，“这有助于像安联这样有长期规划的机构充分使用审批通过的额度”。 “同时，中国应该持续扩展类似沪港通的投资渠道，允许本地资金投资更多股票，也可更进一步提升国内债券市场流动性，改善债券违约事件的处理机制和相关信息透明度。”Solmaz ALTIN进一步表示。 “人民币国际化重新加速后，着力从域外破局，将有助于人民币境外使用的跨越式发展，石油人民币或为关键的抓手。当前，由于流动性和话语权的错配，石油美元与全球复苏进程存在内生矛盾，未来单一石油美元体系的终结是必然的，石油人民币体系的构建成为大势所趋。”程实强调。 “我们认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关键的突破口，在于打造受到区域/国际认可的人民币计价核心资产。”程实进一步指出，“2018年3月26日，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标志着石油人民币计价、结算迈出了第一步。以石油人民币体系的建立为开端，如果能开创多元化的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体系，将有助于充分挖掘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外溢性，支持全球经济的长周期复苏。” “从短期看，以‘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为动力，以人民币的货币信用为支撑，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周边区域打造内外联动的人民币产品，有望逐渐形成惠及中国、沿线经济体的良性循环，也将推动上海成为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清算中心。”程实称。 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生态体系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我国金融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但需要看到的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需要建设和完善相应的生态体系，方能行稳致远。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王江在陆家嘴论坛上指出，一个货币国际化的程度，实际上取决于市场需求和选择。 “首先，货币国际化本身不应该是一个目标，而应该是货币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活动中的功能体现。一个货币的国际地位主要不取决于制度安排，而取决于市场机制。以美元为例，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把美元确定为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和市场需求是不匹配的，这个制度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瓦解了，但美元的领先地位却延续下来，这可能依赖于市场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以美国为震中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元国际地位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是有所加强。”王江表示。 王江进一步解释称，货币的基本功能包括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存。一个货币的国际化实际上取决于这些功能在国际范围内的需求和实现。 “美元在为各种金融活动提供基础服务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欧元区及中国相比，虽然美国经济总量只略多一点，但其他金融方面的功能总量却翻了好几倍。从支付结算到保值到信贷到货币，美元实际在为全球提供特别重要的金融服务，这是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基础。美国经济和金融长期的基础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是对美元地位非常重要的。” 程实也表示，客观而言，美元作为官方锚的认可度和话语权依然突出，人民币区域未来的扩张，仍有待于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在程实看来，中国金融开放和资本市场建设的核心任务仍是“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程实强调，从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的角度看，应避免制度安排出现摇摆，不断增大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应考虑到内、外宏观经济和政策搭配的现实情况，渐进拓展资本市场功能，提升人民币资产交易规模。 “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压缩金融空转、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远未到完成时，加强金融监管与有序去杠杆仍将是长期之举。”程实称，“2019年以来，兼具顶层设计与底线思维的新一轮开放积极布局，金融开放的步伐也明显加快。通过在金融领域与国际接轨，实现市场准入、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高标准，一方面将倒逼国内改革、引领‘全面开放新格局’，另一方面也将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强化竞争和风险意识，助力其发展转型。” “过去几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合作，在基础设施投资、交通通、信息通、人民通、文化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不过，虽然中国在‘一带一路’进行了很多投资，但大部分仍以美元计价。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进行投资并推而广之，在全球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对外投资，将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方向之一。”朱民称。 数字货币将是竞争制高点 值得关注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下，数字货币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速，这将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哪些影响呢？ “数字货币是未来货币市场竞争的制高点。”朱民强调，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第二大金融市场，电子商务、电子流通产业市场巨大，数字货币的发展与应用很重要。通过数字货币推进和扩大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占领竞争的制高点。 朱民表示，“去年，天秤币（Libra）宣布诞生，对全球的冲击还是很大的。经过了一年多的调整，Libra2.0从一个国际一篮子的稳定币变成了一个单一的稳定币，如在欧洲和欧元挂钩，在美国和美元挂钩，总结算还是在一篮子框架内。与此同时，Libra放弃了公有链，加强了和监管的合作。从这个意义来说，Libra可以很快进行运营和实施，这将对国际货币市场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对中小国家产生影响，也会对货币政策、全球资金流动产生影响。” “未来金融一定是央行数字货币的竞争，这将在根本上改变整体金融生态。”朱民强调，“如果央行数字货币直接进入金融系统和支付系统，商业银行、支付公司地位都会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商业机构发行的数字货币，也会挑战央行的地位。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稳定币、加密币，它们会与央行的数字货币在金融系统中共存，整个金融系统将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 “围绕DCEP这一革命性工具，中国央行有望率先完成对传统货币政策体系的升级改造。”程实表示，“其一，基于定向使用、智能合约等内嵌功能，DCEP或成为有力的结构性政策工具，实现货币的精准投放，促使资金流向供给侧的短板领域。其二，基于追踪功能，DCEP有望为央行提供更为详尽的资金流动和经济循环信息，从而优化总量性政策工具的时机与力度，并通过降低金融监管成本，减少政策传导损耗。随着新经济企业的出海以及相应数字支付系统的全球延伸，DCEP有望充分发挥作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先发优势，在全球新经济的支付、结算、定价功能中占据领先份额。” “由此，‘人民币-DCEP-全球新经济资源’的关系链有望被率先打通并持续夯实，人民币将成为在全球新经济领域高效交易、配置资源的关键工具之一。”程实指出。 程实进一步指出，从生态系统建设的角度看，在多元化涨潮、全球复苏主动力转变、大宗商品存在去美元化需求的情形下，全面的人民币生态系统建设将撬动人民币国际化新机遇。 “不可否认，网络外部性仍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但人民币国际化也亟待先行消除制度短板和使用限制，尽早成为功能完善、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候选者，并在时机成熟时实现破局。”程实称，破局之后的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可期。 发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纵观全球，大国之崛起，无不以金融兴盛为标志，强国之鼎盛，无不有赖于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中心。 就我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皆是金融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两者相辅相成。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市场上广为接受的国际货币，离不开一个发达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在岸金融市场。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更离不开人民币国际化这一重要的货币条件。 2020年，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之年。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提出，上海至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已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市场种类比较齐全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主要金融市场的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市场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今年的上海政府工作报告更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基本形成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在陆家嘴论坛上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基于人民币的金融中心，这和伦敦、纽约都不一样。如果人民币没有国际化，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可兑换或者可兑换程度低，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有很大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方星海进一步表示，下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可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抓手，大幅度推进金融开放，把上海打造成金融开放新高地。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使得上海金融市场的人民币资产可以方便地为全球投资者所拥有、所交易。“在这样的场景下，人民币就会成为一个能够广泛被全世界使用的‘硬通货’，资本流动会更广泛，资本配置效率会更高，全球金融体系也会更安全”。 在王江看来，人民币国际化关键要从基础做起。一是在岸市场，上海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包括市场和机构的全面开放，制度和规则等应该开放。当然，这个开放不是简单照搬国外现有的制度和规则，要以现代金融科学作为基础，结合国情，做到公开公平合理，并相对稳定。 “另一方面是资本账户的开放。”王江进一步指出，“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很多金融工具可以实现让资本在全球更有效地进行配置。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中，上海自贸区包括临港新片区能发挥什么作用？可能的举措是，以新片区为依托，打造一个金融自由港，更大程度地实现国际化和开放，形成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的相互互补，推动整个中国金融体系全面国际化。”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市场支撑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宋跃升表示，“上海要成为全球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清算中心，最不缺的是业务场景，最缺的制度和人才。一方面，需加强金融相关的法律制度、产品创新激励制度等建设；另一方面，需对标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建立相应的税收优惠制度，以及吸引人才及其家庭的宜居配套举措。” 宋跃升还表示，上海应加快以人民币金融市场和资产管理为基础的国际中心的建设，加强在岸和离岸市场的互动发展，同时做好“临港离岸金融”+“陆家嘴在岸金融”。 “陆家嘴在岸金融已经发展了许多年，各类金融机构的基础设施均比较完备。而临港离岸金融的建设，可以对标伦敦等老牌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更多离岸金融的服务行业，同时发挥陆家嘴强大的在岸金融中心作用，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提升。”宋跃升称。 本文源自国际金融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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