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朱嘉明：如何理解和定义医疗新基建？
前言
4月23日，经济学家、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任朱嘉明出席了《医疗新基建：产业、金融、科技的深度重构》线上研讨会，并做了总结发言。朱嘉明提出了“狭义”和“广义”医疗新基建概念，并强调了影响医疗新基建的五个变量，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平均寿命；城市化速度和人口密度；全球性人口流动；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病毒变异常态化等，这些因素都应进入未来医疗新基建发展关注的视野。另外，朱嘉明还指出，医疗新基建必须配合创新型的医疗体制和制度改革，重新认识“合作经济”、“分享经济”和“福利经济”的合理元素。
以下为发言示录：
我本人并不是学医出身，也没有任何直接参与医疗产业的经验，仔细听了各位的发言，学习甚多。在疫情期间，我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思考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些想法和今天主题相关，就作为总结吧。
第一个想法：如何理解和定义医疗“新基建”？
今天各位的发言，从自己的业务经验出发，探讨了医疗“新基建”的内涵：扩大和改善医院体系，包括增加病床在内的医院设施；医疗器械开发，例如呼吸机；形成医疗大数据体系；扩展人工智能赋能治疗，远程治理；新医药开发，等等。在我看来，这些可以理解为“狭义”医疗“新基建”。
现在还需要从更大的视野理解医疗“新基建”的内涵：（1）全社会公共卫生系统，特别是针对突发性疫情的反应系统建设；（2）全社会医学科学研究和教育体系建设；（3）针对现存威胁人类生命的病毒和未来病毒疫苗的开发、研制和临床试验体系建设；（4）同步即时对大规模流行病数据采集分析系统；（5）世界应对全球性疾病和突发疫情的合作体系；（6）治疗心理疾病，例如抑郁症的硬件和软件系统。
当我们思考和讨论医疗“新基建”的时候，要同时关注“狭义”和“广义”新基建 。此次疫情暴露的问题有狭义范畴的，也有广义范畴的。所以，未来的医疗“新基建”需要兼顾“狭义”和“广义”医疗新基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个想法：要动态的和长期的，而不是静态的和短期的思维来规划医疗新基建。
医疗新基建不是朝朝夕夕就可完成的，需要规划和计划。所以， 需要基于动态的和长期的，而不是静态的和短期的思维方式。至少需要认真对待以下五个变量：
1 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平均寿命
2000年的时候，世界人口不过是61亿，到了2020年，保守规模已经达到了78亿，2030年会达到85亿。此次疫情发生的人口背景相较SARS病毒爆发时（当时为63亿）增加了15亿之多。毫无疑问，人口基数发生较大变化，直接影响关于医疗基础设施的承受力。如果，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平均寿命增加和全球性老龄化等因素，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医疗新基建配套建设，都需要有一个“增长率”的意识，即“新建设”的增长率至少不滞后于人口增长率和人口结构演变速度。
朱嘉明 | 如何理解和定义医疗新基建？
2 城市化人口密度
远的不说，2000年的时候，全世界城市化比重是46.7%，中国城市化比重是36.33%。到了2020年全世界城市化比重平均在55%，中国则超过50%。到2025年，世界城市化比重会发展到至少58%。不仅如此，以1000万人口为基数的超大型城市的数量会急剧增加。中国可能有四十多个城市达到这样的人口基数。有一种说法，十年之后的2030年，地球上的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伴随城市的如此扩张，在新兴市场国家的都市形成了近10亿人口的贫民窟。几乎不需要争论，这样加速度的城市化，这样不可阻挡的高人口密度区域的扩张，对公共卫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导致类似SARS和新冠病毒具有更大传染强度。
当代的医疗体系的设计和演绎都是在城市化水平很低下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所以，未来医疗新基建必须考虑人类城市化、大都市城市圈的分布，否则，不足以应付任何新的疫情，或者当下疫情“常态化”所产生的后果更加严重。
3 全球性人口流动
21世纪以来，人口流动是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所谓人口流动，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在主权国家内部的流动；其二是国际范围的流动。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中，又包括合法的流动，例如旅游业，还有非法性流动，例如非法移民。仅以国际旅游为例：2018年全世界国际旅行规模达到14亿，中国输出的旅行人口为1.4亿；2019年前三个季度国际旅行规模已经11亿。如果今年没有疫情爆发，估计全球旅行人口的规模应该在16亿左右，超过全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考虑到各国国内旅游、工作签证、非法移民，人类无疑处于一个人口高度流动的时代。此次疫情在武汉爆发的时候，正是春节前后，也就是人口大流动的时节。在中国，春节期间的人口流动规模是惊人的，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春运全中国旅客发送为量29.8亿人次 。从短中期趋势看，人口流动规模和地理范围的扩大是不可逆转的。在这个背景下，发展新基建需要充分考量流动性这个变量，考虑移动性的基础设施，改变人们认为基础设施不可移动的传统思维。
4 生态环境还在恶化
人们已经呼吁和努力多年，但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并没有被彻底遏制，仍旧处于逐步恶化的态势。其中，气候变暖是最严重的。从北极到南极，再到北美和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加速融化。这样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势必导致新疾病的产生和传播。最近出版的《外交事务》有一个“全球环境危机专辑”，认为目前因为疫情的隔离只是不久将来的全球环境危机下生活方式的预演。这样的看法，至少值得引起思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次疫情如果不是发生在冬天的武汉，而是发生在夏天的武汉，武汉是“四大火炉”之一，那将是怎样的场景？所以，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也应该是医疗新基建着重考虑的变量。
5 病毒
相当多的科学家提出，人们虽然已经付出巨大代价，但是对造成此次疫情的病毒的认知仍然是有限的。但是，可以预见的是病毒将成为改变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变量。病毒的变异和演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对病毒世界作出全息认知和预测是相当困难的，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未来不再会出现新的病毒，也没有有效手段判断新病毒的产生。对于病毒的认知、思想准备和对人类威胁的想象力，要有进一步的改进。所以，“广义病毒”是未来医疗新基建需要高度重视的新变量。
第三个想法：医疗新基建需要有医疗体制和制度创新相配合。
医疗新基建的根本目的是造福民众，特别是使更多的民众、更多低收入的人、更多被忽视的社会底层人群参与到医疗新基建的发展当中，享受到医疗新基建的发展红利，成为新基建的受益者。 为此，医疗新基建需要有医疗体制和制度创新相配合。最近，我在多种场合都有提及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认识和发展“合作经济”、“分享经济”和“福利经济”，用制度创新解决资源整合，要突破过去依靠政府或者资本，以及传统融资模式。 所以，当下启动医疗新基建，需要思考如何形成更好的机制、体制或制度。
此次疫情世界性蔓延再次证明，在人类健康问题上，未来的发展趋势上，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角落的疾病，都可能蔓延并影响全球。除了全球正在经历的“新型冠冠病毒”，还有各种世界性传播的病毒。例如，仅以WHO一份基于2016年数据的报告，在15至49岁的男女中，分别有约1.27亿人和8700万人感染沙眼衣原体及淋病；梅毒亦有约630万人。所以，WHO指出，性传染病为“持续及流行的健康威胁”，对成人及儿童的健康构成重大影响。再如，“非洲猪瘟”之类的病毒其实也是影响人类、并且至今没有结束的重大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十多亿人生活在贫民窟，这些地方很可能是各种病毒蔓延和失控的地带。所以，中国医疗新基建需要与国际接轨。
从卫星上看疫情前后的世界（武汉、波士顿、海德拉巴、伦敦）
最后，我认为今天的研讨会意义很大。希望将来有在医疗领域的科学家、医生，以及实业家和企业家，还有其他学科的朋友们有更多的交流机会，用更开阔的思维思考未来的医疗事业和未来医疗新基建。谢谢大家！
朱嘉明 2020年4月24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