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前:基于区块链的新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与传统FMI有什么区别?
作者:姚前(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编者注:原标题为《姚前:基于区块链的新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区块链技术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对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战略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当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区块链技术亦称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 Ledge Technology,DLT),与传统技术相比,具有防止篡改、易于审计、透明度高、可靠性强、智能合约可自动执行等优势,被认为是新一代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FMI)的技术雏形。那么,它与传统的FMI有什么本质区别,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DLT-FMI)有哪些关键点需要我们着重考量?
DLT-FMI的基本构想
统一无缝的业务。 分割是目前FMI的普遍特征。场内CSD相对统一,但场外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种类繁多。一些边缘资产则无法通过登记确权而盘活。由于司法管辖,跨境CSD之间也相互独立。分割的登记系统容易出现“双花”(Double Spending,即同一笔数字资产被双重占用)。以存托凭证(Depository Receipt,DR)为例,由于跨境结算业务处理耗时长,再加上时差因素,按部就班的DR发行周期较长,容易错过最佳发行时点。为了提升发行效率,在实践中通常采用预发行制度,即在境外基础股票还未到位的情况下,存托人预先发行DR。这就有可能产生“双花”的问题:虚增DR,用于裸卖空和偷税,涉嫌欺诈发行。这是效率与安全的“两难”:要么通过预发行,提高效率,但存在风险隐患;要么不允许预发行(比如我国),但效率低下。而采用DLT技术则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即通过哈希锁定等跨链技术,境内DLT账本上的DR与境外DLT账本的股票自动实时保持一致,效率高,又没有“双花”隐患。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PS(DLT-PS)对于改进现代支付体系亦具有重要意义。传统PS层层叠加,体系复杂。即使用户面对面支付,背后的实际资金也需跨越“千山万水”,才能真正到账。尤其是在跨境支付领域,痛点更为明显,存在国际支付标准不一、互操作风险高、流程透明度低、监管重复、耗时长、费用高等缺点。而DLT-PS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目前DLT-PS的构建有两种模式。一是政府部门主导。比如,加拿大的 Jasper项目、新加坡的Ubin项目,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的Stella项目。但这些项目还仅是试验,且只面向批发端。二是私人部门发起。包括比特币、以太坊、Ripple等各种公有链和联盟链,以及Libra等全球稳定代币模式。Libra吸收了公有链的优点,同时又解决了代币价值不稳定的问题,由于社区覆盖范围广,其在跨境支付领域的潜力备受关注。Libra的优点在于:复用了现有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只流通Libra币,不涉及跨币转换;与各国大额实时支付系统(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RTGS)解耦,避免受制于RTGS,可7×24小时运转;点对点转账,无需依靠各代理行,成本低,透明度高;支付网络扁平简单,省去了不同系统间的互操作,也避免了国际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转账更为流畅。总之,区块链使建立一个统一无缝的社会支付体系变成了可能。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DLT-CSD也需要DLT-PS。从理论上来说,传统PS仍然可支持DLT-CSD的资金结算。但采用传统PS会给DLT-CSD带来短板效应。比如,RTGS系统运行时间有限,导致DLT-CSD的券款对付(Delivery versus Payment,DVP)和最终完成时间受制于RTGS是否开放,无法发挥DLT网络7×24小时全天候运行的优势。关键是,DLT-PS还可以增强DLT-CSD的技术优势。比如,DLT-PS与DLT-CSD可合为一条链,开展链上DVP,效率更高;DLT-PS可承载保证金智能合约、备付金智能合约、风险基金智能合约等,自动开展CCP中央对手方清算、衍生品交易等。早在2016年,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就开展了数字货币原型系统试验,并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对接。当时,关于数字票据的资金结算,设计了两套方案:链外清算,即采用RTGS清算;以及链上清算,通过央行数字货币进行结算。试验结果发现,央行数字货币的引入大幅简化了票据交易流程,可实现自动实时的DVP、监控资金流向等功能。而如果采用链外清算,则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票据优势将大幅缩水,与传统电子票据系统差异不大。
开放包容的生态。 某种意义上,目前导致市场出现场内、场外分层的主因之一,是技术可信程度不到位。传统技术无法很好解决金融交易的信任问题,因此许多交易需要在有组织的场内市场开展(当然也有规模经济的因素),国家认可的法理保障解决了可信问题。随着区块链等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的发展,技术可信成为了法律增信的补充手段。通过可信技术的赋能,原来分处“两张皮”的数据与价值,真正聚合成物理与逻辑一体的数字资产。数字是价值,数字的流转就是价值的流转。任何资产均可利用可信技术展开数字化,流转盘活起来,而不完全依赖法律增信,此时,什么是场内,什么是场外,也就不再“泾渭分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FMI将承载各类资产,既有股票、债券、衍生品、资产证券化产品等传统金融资产,也将激活目前在场外大规模“沉寂”的各类边缘资产。资产数字化的更深层次的涵义是,数据信息将是原生的,可以被穿透和追溯,可以被自证与他证,从而引申出了自金融模式,经济前景和意义不可估量。
DLT-FMI的关键考量
- 业务性能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通过共识机制改进、闪电网络、通道技术以及分层分片技术等措施,公有链未来有望解决性能问题。比如,Zilliqa的测试性能达到每秒处理2400个交易以上,Elrond的模拟性能在2个分片下超过了Visa的平均水平(3500TPS),在16个分片下,接近Visa最高水平(5.5万TPS)。相比较,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日均TPS为1380,历史峰值9万,压力峰值13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日均TPS为2181,历史峰值19.2万,压力峰值23万。理论上来说,通过各种优化技术,区块链系统的性能有望接近传统金融系统的常态性能。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区块链技术还有一些难点需要解决。比如,目前过万的TPS还仅仅是在实验环境里实现的。此外,状态分片和智能合约分片技术也需要继续突破,这对于DLT-FMI而言意义重大。一是DLT-FMI的客户端应是轻节点,不能有太高的存储负担和带宽压力。目前公有链中的所有公共节点都要同步更新和存储交易以及各种状态,而随着交易数量的不断增长,数据量将会随之膨胀。尤其是高TPS系统必然带来大量交易数据,将导致数据同步时需要高速的带宽,存储需要海量的空间,这给验证节点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二是如前述所言,DLT-FMI将承载许多智能合约,如交易智能合约、CCP智能合约等,各智能合约相互调用。目前以太坊2.0和Elrond提出了公正链、拉拽(yank)方案等思路,但总体看智能合约分片技术还处于研发的早期阶段,要达到商业可用还需更多的探索和研究。
- 券款对付与结算风险
- 交收期
DLT使证券T+0结算甚至实时结算变成了可能。一是交易者下单时的签名代表了其对交易的认可,不可抵赖,省去了交易后对盘;二是通过智能合约,证券交易、清算和结算业务可集成在同一DLT-CSD账本上,省去了因不同系统的数据交互而带来的时滞;三是不同交易者可在不同的智能合约上交易,也可在不同的CCP担保交收智能合约上清算,无须等其他投资者完成交易,就可自主地进入结算环节;四是DLT系统可7×24小时运转,没有时间限制。
此外,在DLT-CSD结算模式下,交易者可灵活决定证券交收期,比如在HTLC-DVP中,经买卖双方商定,将哈希锁定时间设定为任意期限,因人而异。目前我国证券交收期与境外成熟市场不一致,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一个技术性问题。若在DLT-CSD模式下,买卖双方可两两商议,交收期不一致不再是一个难题。
- 流动性
FMI的新型角色
一是充当智能合约管理者。 智能合约需经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及相关监管部门审计、检测和批准后,方可使用。
二是充当系统安全管理者。 CSD可作为整个DLT网络的管理者,确保系统操作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比如,负责软件补丁、参数和硬件配置,为所有参与者建立标准、规则和指引,及时检测系统中的安全漏洞,当出现问题时及时介入,防控各类风险。
三是系统性风险的最后处置者。 当需要动用CCP股本和最后救助手段时,这个任务就不是CCP智能合约所能承担的。为此,CCP仍可作为系统性违约风险的最后处置者,实时监测CCP智能合约运行状况,分析市场整体的证券结算违约风险,在非正常情况下,及时动用预备的财务资源,化解系统性违约风险。
四是公证人。 发挥“公证功能”(Notary function),避免证券“双重发行”;解决因DLT结算的概率性,或因欺诈、黑客、结算失败而引起结算争端;证书管理,解决投资私钥丢失时的不可逆问题。
五是 新型数字钱包提供商。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DLT的新型FMI是符合“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五大标准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潜力无限,前景可期。
(本文仅代表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